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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为梁文道先生近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切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深思，给人启示。
浮躁 这个时代的集体病
很多人以为一个访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访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因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曾经在一场作品签售会被人掴了两巴掌。那位打人者的朋友后来解释其揍人的理由，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给他一巴掌；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
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但至少我被人看见了，所以我有存在感了。于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访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为什么他们报道负面消息
2007年10月，香港浸会大学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当年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什么算有损国家的利益？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人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她还用英文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人道价值和政府、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关注被遗忘的人群，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拒绝与之往来，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有前辈教诲，评论时政要“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然而，我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足球 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披荆斩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什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
中国国家足球代表队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们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足球运动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暧眛。
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前些年，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被网民变成了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我们或许可以从人才竞争的角度来看。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新加坡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
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最优异的人变成新加坡人。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其中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中国人，在得奖时几乎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我们不妨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常识》 梁文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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