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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期间，在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策划下，鸦片等毒品成为了日军的秘密武器，“情报人员要想收买汉奸替日军效力，只要给他们鸦片就行了。”日本制作的纪录片《日军与鸦片》，详细披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倾销鸦片的内幕。
关东军特务与黑帮没区别
二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前“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被指控的罪名中有这样一条：“鼓励生产鸦片，助长毒品消费，致使鸦片在中国迅猛蔓延。”
现年90岁的前关东军特务处军官木村明说：“我们特务处的保险库内，除了大量现金，还放了大量鸦片。这些是间谍的活动经费。现金用完后，我们就把鸦片卖了换钱。10粒糖果大小的鸦片，其价格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现在想想，卖鸦片换钱的特务机关和贩卖大麻的日本黑帮没什么区别。”
自伪满政权建立后，东北开始出现大量由“政府管理的鸦片馆”。当时伪满政权假惺惺宣称：为缓解吸毒者戒毒的痛苦，我们将在鸦片馆内“少量供应”鸦片。可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出入鸦片馆随意吸食，而鸦片馆获得的收入，则被关东军及伪满政权瓜分。据伪满政权于1937年制作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当时东北地区吸食鸦片等毒品的人达110万，在哈尔滨鸦片馆集中区域，每年有2000多个瘾君子横尸街头。
强制中国农民种植鸦片
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也成为关东军侵华的重要资金来源。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对鸦片业务指示：可令察哈尔（包括现河北、山西以及北京部分地区)9县中国农民栽培（鸦片）。
在河北省张北，当地一名老人回忆道：“当年这里的田种的都是罂粟。日本军人每天骑马挎刀，带着大狼狗到处巡视。最后日本人会把产出的鸦片都收走。”据关东军的内部资料显示，1934年，仅在内蒙古部分地区，从事罂粟栽种的人，就已多达100万。
除了强制中国农民种植鸦片，日本军队还曾从中国军阀手里抢夺鸦片。当时蒋介石实施禁毒政策，但中国各地军阀自产鸦片补充军费者甚众。一名现年91岁，曾在阎锡山手下任职的老人回忆：“日军第20师团曾在山西省吉县找到了数个秘密窑洞，随后抢走了窑洞内阎锡山所藏的33吨鸦片。这些鸦片最后被日本人卖了换钱。”
日本军人靠鸦片逃亡
随着侵华战争规模的扩大，日军对鸦片的依赖变本加厉。
原日军第39师团232连队的情报官鹿田正夫回忆称：“要想收买汉奸替我们搜集情报，就要用鸦片，鸦片在当地如同货币。”
战后进行东京大审判时，日本商人里见甫的证词对揭露日军与鸦片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里见甫是巨型鸦片商社，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中宏济善堂的大老板。1938年之后，日本军方害怕若在华继续公开从事鸦片交易，将遭受更多国际指责。因此，命令日本商人里见甫开设名义上是“慈善机构”的宏济善堂，从事大规模鸦片买卖。
1943年底，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进行了抗议日本人贩卖鸦片的大游行，使宏济善堂遭受巨额亏损。许多从宏济善堂进货的鸦片馆被爱国人士放火烧毁，此事促使宏济善堂最终解散。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军猛攻盘踞东北的关东军，日军迅速溃败。混乱中，拼命逃亡的日本军人靠的又是鸦片。“钱已经没用了”，木村明说，“逃跑路上，我们只有用鸦片换东西吃。没鸦片，你寸步难行。”此时关东军总部内，鸦片堆积如山，参谋官们心急如焚，“苏军必将攻下东北，不及时把鸦片处理掉，关东军将因贩卖鸦片而被世人耻笑。于是，所有关东军参谋都连夜挖洞掩埋鸦片。”
战后，那些曾参与对华倾销鸦片的日本军人、政治家一言不发。日军与鸦片的关系，在世人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上海译报》5.2 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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