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但在解放战争时停办。

　　1954年，毛泽东指名要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筹备成立新的政治研究室。1955年，重建的政治研究室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成立。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理论研究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1957年，毛泽东针对整风鸣放形势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印发党内时，就曾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

　　《红旗》杂志创刊后，中央政治研究室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政研室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1961年，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此时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3年前后，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于1964年春决定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马列主义研究院组建后，开始是租用海淀区西颐宾馆北馆作为办公处所，后来迁往中央党校，离开沙滩大院，其发生的事已不属于政研室的范围。但研究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了，留下一部分人重组中央政治研究室，又迁回沙滩大院。

　　恢复后的政研室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也没有别的官员。工作上的事，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有人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

　　事实上，陈伯达当时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但并无多少实权。特别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被否定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江青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被撤销。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认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结果挖了两年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历史才最后划上句号。

　　（《北京沙滩大院百年风云录》 红旗出版社 苗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