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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追随汪精卫的两位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突然潜赴香港,揭露了他的叛国行径。这便是抗战史上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变”。近日,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出版了《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使事件的真相愈加清晰。
南京·“低调俱乐部”
在1939年前,高、陶两人并无交往。
两人惟一的交集,是同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时,面对装备极为优良的日军,一部分人出现了悲观论调。在周佛海的南京寓所内,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南京沦陷后,“低调俱乐部”的部分成员聚于武汉,加入“艺文研究会”。
汪精卫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在“艺文研究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任宣传总干事。
“高陶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抗战爆发后主张对日和谈,他前往香港,担任“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对日研究所的所长。
1938年6月23日,高宗武想建立奇功,私自前往日本,和日方高层密谈。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在东京盘桓多日,高宗武一无所获,无奈返回香港。
上海·“渡边计划”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加快了叛国的步伐。
在重庆,他召集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商讨对日“和平运动”。11月20日,高宗武作为汪精卫的代表之一,自香港秘密前往上海与日方谈判。日方制订了“渡边计划”,规划了汪精卫叛国的详细日程。
汪精卫按计行事。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帮人突然出走,绕道昆明,前往越南河内。陶希圣随行。
在河内,汪精卫用一封“艳电”,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5月8日,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日租界。此时,陶希圣正在香港,他收到汪精卫的信,上写“我需要你”。
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据陶希圣书信透露,他发现汪精卫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主和”变成了“投降”,“想去救汪精卫”。
此时,高宗武一面暗自后悔,一面也有“救汪”之心。他给时在香港的陈公博发电报称,“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1939年11月,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开始正式谈判。日方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野心昭彰——借未来的汪伪政权为幌子,彻底霸占中国的领土。
高、陶两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陶希圣称病不去开会。高宗武则借机把“汪日密约”文件带回家,拍照留证。
香港·“汪日密约”
1939年12月,日汪谈判到了最后阶段,双方签字。高、陶两人借故,拒绝签字。
陶希圣装病在家,高宗武前去探视。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两人取得了默契:坐船离开上海。
他们的出逃,离不开一个人的幕后支持——上海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据说,杜月笙出手相助,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指示。
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1940年1月3日,两人摆脱特务的监视,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汪精卫卖国之举,被彻底曝光。一时间,举国哗然。
高、陶两人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汪精卫未予回应。
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还都”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史无前例。”
高、陶两人弃暗投明,披露“汪日密约”,其最大功劳就是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周末》8.2 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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