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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对话刘震云
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
崔永元：现在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网上很热门，但好像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这是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人约着打架，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
刘震云：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脑子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知识分子到底能看多远。这里牵扯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我们人类需要知识分子？整天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你在房间里读书，你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个民族要你干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借用你的眼睛。
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比如讲，你是一位科学家，苹果掉在你头上，你确实应该发现地球是有引力的。还有像发明蒸汽机、汽车、冰箱等等，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你确实应该考虑如何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和未来的道路，而到底我们的知识分子做了多少呢？
崔永元：您说的是公共标准，还是个人感受？
刘震云：我觉得是个人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是民族的幸运；如果感受不到，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责和缺席。
崔永元：我们怎么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呢？
刘震云：比如讲我们上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关键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在把持着。我曾经在我的母校就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本身就需要教育，我们通过传授标准答案的方式，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在有些民族和有些国度，他们却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二百个孩子。如果我们和人家比，不说在其他方面的较量，单是在智力上的较量，或者是对于世界认识的宽度和深度的较量上，我们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身边
崔永元：您是不是说很多人有知识，却没有见识？
刘震云：特别准确。但是呢，有的知识分子比你说的还要更退一步，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是“知道分子”。他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到博士毕业，考试成绩都非常好，别人和他提到的事情，他全知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是应该有创见。我们的很多座大桥，寿命超不过二十年，那可是桥啊，我们的精英们为什么不能考虑得稍微长远一点呢？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一个民族和族群，总是在提倡道德而不注重规则的话，这个民族是会道德沦丧的。
崔永元：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正常状态，他要忧国忧民，要有见识。那么，知识分子的见识是从哪儿来的呢？
刘震云：未必是读过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我觉得也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的身边。
现在仔细想想，在我开始接触知识的时候，有两位大“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位根本不识字，是我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成一只温顺的猫。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谈话。他说，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问他，那我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是我另外一个舅舅，他是一个木匠，方圆几十里，他的木匠活做得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别人打一张桌子花3天时间，他花10天。舅舅就跟我说呀，你是不聪明的人，我再教你一招，就是做事情要慢。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都督促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快，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用百分比标明的速度增长的指标。
其实，不一定总要乘一时之快，有时候也要我们乘一时之慢。所以别人写一本小说花3个月，我花3年。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
崔永元：您的新书书名挺特别，《我不是潘金莲》。
刘震云：我有一些朋友不太认可这个书名。其实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
崔永元：源于你那本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因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但把这句话说出去非常困难，这种困难并不是说这句话我说不出来，而是我找不到听得懂我这句话的人，如果能找到他，哪怕飞越千山万水，我也一定要找到他，这是《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比说一句话更困难。书中的主人公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就是这个书名，《我不是潘金莲》，但她用了一辈子的工夫，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大事。
崔永元：有些话找不到人说，好像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感受吧。我们看您早期的作品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可以说叫好玩。后来有一段时间写得比较沉重，有人评论说“绕”，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确实挺绕的。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来把它说清楚。
另外就是我们说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局限在事情里边，其实我们应该要说事情背后的道理，要说清楚这个道理，就又得“绕”。
比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见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书籍和电影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崔永元：平时您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语言能力特别强，喜欢开玩笑，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种忧思。很想知道，您跟书中的这些人物，用什么方式接近？
刘震云：与书里的人物相处和与生活中的人物相处，最大的区别是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今天录像，说录到明天早上六点，就算是我们没什么，观众也急了。现实中的人肯定是忙的，但是你跟书里的人物相处的时候，他们永远是等着你的，你可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题今天再接下去。
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写作其实不是写作的事，倾听书里的人物在说什么比作者要说什么重要得多，这个出发点是你对书里人物的尊重。我发现有一些作家、主持人和导演，他们对书里、电影里的人物，包括对节目中的嘉宾，仅仅是一种利用，我看不到他们对书里和电影里的人物有任何的感触。他们可能确实想写一本好书，想拍一部特别好的电影，但是除了懂小说和懂电影外，一定还要懂许多别的东西。有时候他们占尽了书里和电影里人物的便宜，却没见他们自己掏出来一点点真情。而比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见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书籍和电影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一本书没有人读，这不是读者的问题，一定是作者的问题。我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跟大家交流。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不“绕”的人，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是我舅舅们这些村里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你看越往上走，变得特别复杂，一层一层。为什么要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变得那么复杂，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复杂吗？非要那么复杂和叠床架屋吗？那样的话肯定把简单变复杂了。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和不“绕”的一个道理。
（《解放日报》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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