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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想权力、金钱、荣誉了。或者说，至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权力、金钱、名誉。现在，我只想有相对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诚实地说，我个人的生活比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平静和幸福。到了我这个年龄，有了太多的经历和坎坷，所以我已经把平静和幸福等同起来了。我以为，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现实生活纷攘中的平静，无波无澜，起床时能按时喝上妻子为我煮的一包奶；晚上睡觉前，能看到儿子在我眼前晃一下，或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他可能晚回家一会儿——这么说，我好像是刚从监狱出来，曾经妻离子散一样。但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来自中国北方贫穷乡村的农民，因为自小的贫穷与饥饿，让我一生都在意世俗的生活。
为了给一个作家世俗生活的满足找到借口和理由，我还经常以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子，说这两个人都曾经把写作的目的确定为挣稿费，前者是为了有很多的稿费可以去贵妇人的圈子里混，后者挣稿费是为了还赌债。而且，这两个人怀着极其世俗之目的，却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成了伟大的作家。当然，我怀着世俗的目的，却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我曾说，我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土地而进城。而今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很早就把家从河南搬到了北京。北京的房价那么贵，我还靠稿费买了比较大的房子，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对于权力，我年轻时曾经渴望过，也曾经为了入党、提干给领导送过礼。为了当官，有段时间我每天加班给领导去写讲话稿。在自己写的论文上不仅署上领导的名字，还把领导的名字署在前边。到最后就干脆只署领导的名字而不署自己的名字了——这也是为了当官而送礼，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送上的名誉、荣誉之礼。但现在，我不想这些了，也决然不会再做这些了。而是变得对权力有了一种恐惧感，恨不得逃到某个没有权力对人管理的地方去。离权力越远越好，就像小偷离警察越远越好一样。
对于金钱，我是真的觉得多了要比少了好；可现在，我不会去渴望，不会去为之奋斗了。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工资偏高，已经可以维持我一家人在北京的正常开支。我的小说如果正常出版，也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有比一般作家偏高的版税收入。我父亲下世很早。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太没福了，他活着时想吃一个鸡蛋都困难，现在他把福气都留给我了。”我母亲已经将近80岁，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家都说我是村里过得最好的老婆婆，到村头大街上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如此，我确实过得很好，家里人也过得可以因为知足而常乐了。
对于名声，如毛泽东所说：“实事求是。”我年轻时朝思暮想，渴望取得功名。可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淡了。
中国有个国家文学奖，叫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评奖时，我的《黄金洞》参加评选，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30几岁，名利心很重，确实给两个评委打过电话，尽管那是一部确实不错的中篇小说。到第二届评奖时，我的《年月日》参加，我跟谁都没打过电话。这不是说我这时的名利心就淡了多少，而是盲目地觉得，以《年月日》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而论，那样的小说没有被评上，会成为评委们的笑话。后来事实证明，它就差一点没被评上。到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时，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参加评奖，希望很大，最后落选。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说，评奖到了最后时刻，有个评委说：“阎连科连个电话都没打，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个奖，我们为什么要追在人家屁股后面把奖送给人家呢？”
中国还有个大奖叫茅盾文学奖。听说当年我的长篇《日光流年》是很有希望的，但我连评奖的经过问都不去问。《受活》在那届评“茅奖”时，出版社是上报了的，但据说初评的第一轮，不是说要讨论把哪些作品评上去，而是说先把哪些作品拿下来，不让它入选。于是《受活》就第一个被拿下来了。
对于这些，我都觉得很正常，无所谓。我是真的把名利看得很淡了。这不是觉悟，而是年龄使然。我已经年过半百，只应该在意文学而不应再在意名利了。你每出版一本书，第一版都可以印10万册左右，这不是已经很有名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想权力、金钱、荣誉了。或者说，至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权力、金钱、名誉。现在，我只想有相对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早上7点钟起床，8点钟坐下来写作，两个小时后写2000多字，到此打住，离开书房看看NBA比赛，下午进行必要的应酬和聊天与谈话，晚上9点钟左右就上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如此说，我不是过得非常平静幸福吗？我个人以为我比你们都幸福。
（《一派胡言》阎连科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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