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乾隆盛世，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而张宏杰这本40万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就是想告诉读者一个隐藏在这个虚伪盛世背后的真相。

    乾隆时期的许多数据确实惹人眼球：据当代学者估计，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朝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在这些耀眼数据的背后是，乾隆禅让帝位当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波及数省，历时九载。乾隆离世仅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的沿海……最终，“亡在崇祯，失在万历”的历史悲剧在大清又一次上演。

    乾隆长达60年的执政经历可分为两段。登基前十三年，乾隆开明豁达，注重民生，前后五次减免农民税款共计2亿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基十三年后，乾隆执政思维陡然逆转，迅速回归雍正朝刚猛、苛刻的执政风格，大兴文字狱、焚烧书籍、管制戏曲，严厉打击民间各类触及其敏感神经的发声。早期的乾隆对贪腐现象恨之彻骨，后来不仅漠视，甚至借“议罪银”之制，满足个人私欲，社会腐败已致极点。

    表面看来，乾隆朝的行政机构似乎有着较高效率。1793年，急欲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英国，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来华。英国使臣带来的数千件礼物，从天津上岸转运至北京后，无一损坏。

    但集权专制高效率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在英国使臣巴罗看来，“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经济学思维审视，没有中间阶层的社会，不可能生发出强大的发展内动力，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伏笔。

    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国富论》初版问世，然而，闭目塞听的清廷，却将英国使臣带来的科学设备视作“奇技淫巧”之术，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本来，只要乾隆帝稍稍留心向外眺望一下，中国完全可以搭上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车。就因为这个“十全老人”的无知和短视，历史机遇便悄然溜走了。

    由于乾隆一朝对海外贸易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原本期望建立贸易平衡的英国使臣团只能空手而归，实际上已埋下了鸦片战争的伏笔。

    人口增速过快，也是乾隆时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接近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粮食的年人均占有量仅780斤，低于秦汉时期的985斤。在英国使臣看来，这个所谓的盛世王朝，百姓住房极其简陋，食品极为匮乏，身体大多消瘦，弃婴尸体随处可见……想象中的迷人的东方文明荡然无存。

    （《中华工商时报》11．21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