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留苏热潮。其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占了当时我国留苏群体的近70%,他们怀抱着“救国图强”的梦想,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奋斗历程,完成了党赋予的“朝圣取经”任务。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国内一些精英分子希望能走出国门到苏俄学习革命理论。
1921年4月,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了第一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觉(罗亦农)、蒋光慈(原名蒋光赤)等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30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高校共为中国培养了约1400余名留学生,除了有300余人的国民党员外,大部分是中共党团员。
20世纪20年代,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苏联国内物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批赴苏留学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据萧劲光回忆,中国留学生每人每天只供应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有时候面包里还混有绳子和木屑,白天要完成规定的课程,晚上则需要站岗放哨,睡觉时因为只有一条毯子,大家都要挤在一起。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由于怀有强烈的救国图强的梦想,留苏党员在苏联院校学习期间大都非常勤奋刻苦。刘伯承是1927年11月赴苏留学的,时年35岁的刘伯承为了学会俄语这个学习的必需工具,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每天在左手心写满了单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经常学到凌晨三四点钟。那时苏联的经济还很困难,食品都是配给的。刘伯承享受的是将军级别的待遇,于是他打起了军官证的主意。刘伯承找到了学校里的一个勤杂工,对他说:“你可以拿我的军官证去买东西,但你每天得教我一个小时口语。”正是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半年后,他的俄语水平让老师为之震惊。其他一些党员也经常在寒冷刺骨的冬天挑灯夜战到深夜。伍修权曾这样回忆那时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而更有如钱瑛一样的女党员,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法让孩子早产,为的就是不影响在苏联的学习。
学成毕业后,这批留苏党员有一部分留在苏联工作,如:韩铁生、朱家瑞、郑一俊等,除此以外,大多数留苏党员心系祖国,毕业后很快回国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在我党和我军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如瞿秋白、何叔衡、左权、秦邦宪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党史纵览》2012年第12期 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