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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对历史的“倒带”。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这些被掩埋了成百上千年的文物,经考古人的手,得以重见天光,从时间的深处苏醒,提供穿越历史的“密码”。那些田野发掘的考古人,也因为一件件亲手撩起面纱、掸尽尘埃的文物而名垂青史;又在对文物背后故事的考据、推敲与想象中,完成生死对话、古今交流,从而获得一种奇妙的人生体验。
1978年2月28日晚,位于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静悄悄的。突然,一声急促的传唤声,打破了大院的宁静。传达室职工跑到谭维四的房前大声疾呼:“谭队长,快!快!襄阳文博馆的长途电话!”
原来,上一年9月,湖北随县驻军在辖区内擂鼓墩附近开山炸石时发现了神秘褐土,疑似古墓,但两次向当地文化部门反映,均被草率否决。“好险哪!最后几个炮眼,离墓椁盖板只有七八十公分了!”这么多年了,谭维四还是心有余悸。
很快,谭维四就和两位同事坐上了去随县的火车。
早春三月,春寒料峭,北风在擂鼓墩的旷野上呼啸。眼前这座古墓规模之大,为湖北之最。面对这座庞大古墓,谭维四从制定发掘方案起就做到小心翼翼,思虑周全。
为了减少围观群众对考古发掘的影响,谭维四只好改变作业时间,让队员们上半夜睡觉,夜深人静时再起来干。这样一来,他窗前的灯光便成了考古迷们关注的焦点,只要灯一亮,外面就有人喊:“队长起来了,要开干了,快去抢占山头!”
5月22日夜,给墓室抽水的水泵在寂静的夜里“突突突突”地运转着,水位徐徐下降。23日凌晨,东方地平线上慢慢出现了鱼肚白,水位已降到深60厘米处。有人转动聚光灯,扭开强光源,集中照向这3条“水中蛟龙”,人们睁大了眼,只听得一位小伙子突然嚷道:“编钟!青铜编钟!”
“羞答答”步出地宫的,正是曾侯乙编钟。共65件,皆为青铜铸刻,总重2.5吨,最大的重203公斤,最小的仅重2.4公斤。其体量之庞大、工艺之精美、气势之磅礴,旋即征服了全世界。
曾侯乙墓共出土了8种100多件乐器,怎么才能让这套“乐宫之王”在掩敛了2400多年的锋芒之后再发其声呢?谭维四一直在琢磨,编钟是中华民族的尊贵礼器,国家昌盛,必铸编钟,每逢盛事,必奏编钟,数千年前,已成国之定制。
经过检测,曾侯乙编钟音色极为优美,而且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音,全套编钟音域宽广,仅比现代的钢琴左右各少一个八度。他们又将已经脱落受损的构件进行修复,尤其是仔细估算了木质横梁的载重能力,确认不会有任何风险后,终于成功地把编钟重装起来。
1978年8月1日下午,一场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距离擂鼓墩不远的驻军礼堂上演。一曲《东方红》刚刚响起,全场便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古钟发出新声了!千古绝响复鸣了!”
站在后台的谭维四,谦逊地回绝着人们对他“为中国音乐界作出巨大贡献”的褒奖,倒是想起自己与音乐的另一段“奇缘”。
1949年,19岁的谭维四还是湖南大学音乐系的大一新生,刚入校不足一个月的他,心思却根本不在音乐上。
“我学音乐不合适。我从小就是个‘驼子’,还是近视眼,戴眼镜,算是个‘瞎子’,上舞台扮相不好看。后来进了音乐系,发现自己还是个‘聋子’,耳朵听音也不准。”那时候,常年战争,国家满目疮痍,谭维四一门心思转学理工科,解放后参加国家建设。
“可是,那年头,极少有人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人生。”7月的一天,筹备中的湖北省文联来湖南大学招人才。谭维四被挑中,告别音乐系,和几位同学一起来到武汉,并最终跨入考古界。
“说到底是我和考古有缘,说到底又是我和音乐尘缘未尽,编钟复鸣算是为自己早夭的音乐生涯作了一点弥补。”谈及这些境遇,谭维四感慨万千。
如今,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有四大镇馆之宝,其中越王勾践剑和曾侯乙编钟,便是由谭维四亲自主持发掘,这些文物以及整个湖北省博物馆都深深地打上了“谭维四”的烙印。谭维四也感念着曾侯乙、勾践,以及他发掘过的形形色色的古墓主人。因为他们,谭维四的考古人生才显得如此丰满和华丽。
(《光明日报》11.22 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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