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后，已经无法得到苏联军事援助的蒋介石，急于寻求其他国家的军事指导。其中，德国是他的重要选择。

    蒋介石崇拜德国宰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希望引进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学习德国军队的管理方法、战斗技能。而德国虽然是一战战败国，但战后其军事工业仍然保持发展，迫切需要为其工业制品和武器装备寻找市场，同时引进生产原料。德国的态度和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不断向蒋介石“输出”军事顾问，并期望借机带动与中国的武器买卖和原料贸易。10年间共有135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

    第一个供职于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是鲍尔上校。他的工作是编纂现代整军建军方案，曾参与了北伐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编遣”工作。但鲍尔来华半年就因染病死于上海，接替他的是克里拜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太融洽，一年后便被迫辞职。

    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是魏采尔中将。他曾帮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还协助蒋介石创建了步兵、炮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

    魏采尔回国后，接替他的是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此人给蒋介石灌输了一套军国主义建军理论，宣传“整个军事体系必须置于一位最高统帅之下”。此种说法让蒋介石非常受用，发给塞克特月薪2000美元。1935年3月，塞克特因年老多病辞职回国，并于1936年底逝世。南京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法肯豪森将军是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长，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他早年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军有较多研究。

    由于德国顾问们的斡旋，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贸易协定，规定中国出口工业原料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设备和武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已拥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还向德国输送了一批留学生学习军事技术。

    抗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决定将德国军事顾问撤回。起初，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以“我等均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为由拒绝听命。德国外交部则告知顾问们，如再不回国，就以叛国罪处理。蒋介石最终让步，批准了全体顾问回国。

    （《人民政协报》11.29 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