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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在狭窄的经济舱里，坐在一位瑞典大叔的身边。都说瑞典人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民族，可飞机飞了8小时，他几乎和我聊了一路。从他的三个女儿，到瑞典的福利制度，一一讲解，乐此不疲。
以前接触的西方朋友——尤其是欧洲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一般只会吐槽，即便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也从来不会表扬政府。这位瑞典人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认可却是溢于言表的，这在西方人中相当少见。
我以前老觉得，天寒地冻的地方，肯定缺少娱乐，缺乏温情，人不容易高兴得起来。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朋友爬到一个山坡上。这座由一个个小岛组成的城市铺陈在我们的眼底，有山有水，一边是有着许多故事的古老城区，一边是朝气蓬勃的富有设计感的新区。几欲摧毁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略过了此地——这是一个上帝眷顾的地方，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
那时是乍暖还寒的初春，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山坡上的苹果花在安静地开放。我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蓝天碧海，沐浴着懒洋洋的阳光。所谓幸福，大多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心态有关。这一点在瑞典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我曾去过不少国家，看过不少宫殿，而瑞典王宫几乎是我见过的最为朴素的。这座宫殿始建于中世纪，位于老城中心，占地面积大约也就和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差不多。宫殿的正门前有两只石雕狮子，每天中午，身着传统服装的王宫卫队会从大门里走出来，按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古老传统举行换岗仪式。对于已经高度平民化、世俗化的瑞典王室而言，这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帝王印记。
不过，这个仪式之所以保留下来，更多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人们需要对公主和王子留一点梦幻和念想。实际上，国王和王后早就从城堡和画像里走出来了，古斯塔夫国王每天自己从郊外开车到王宫上班，王子公主上的都是普通学校，放学后会到同学家里玩耍。
从王宫里走出来，沿着窄窄的中世纪的石板路，一分钟可达旁边的诺贝尔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2001年为了庆祝诺贝尔奖100周年而修建的。博物馆大厅里竖着一个个电子墙，每个电子墙是一个奖项，通过触摸屏可查阅历届获奖者的资料。
今年12月7日，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10日，他身着燕尾服，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了国王颁奖。接着，莫言这个名字就要录入诺贝尔博物馆的电子墙，他奇幻的写作风格、富含隐喻的故事，还有中国作家的努力与艰辛，都将被永远记载下来。
诺贝尔奖颁奖礼是隆重的，但它的隆重只是一种态度，与排场无关。我无缘参观诺贝尔奖典礼，但曾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过一场重要的典礼，来宾包括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商贾名流等等。会场只是简单饰以鲜花，摆放着一排排简朴的椅子，没有贵宾席，发言的嘉宾坐在第一排。我作为媒体观察员，坐在第二排。
在邀请方给我安排的星级酒店中，还有瑞典朋友乔的家中，感觉到瑞典人注重实用，但绝不花哨。在斯德哥尔摩很少看到豪华轿车，乔告诉我，奔驰车很少人会买，因为在瑞典人看来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炫富行为，会被人看低。低调，才是一种美德。
瑞典人低调地过着日子，关怀社会疾苦，通过选民的意志，这个国家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注重社会公平的福利制度。有一次和几位瑞典朋友谈及这个话题，我问他们，为什么瑞典人会如此注重公平？几个人给出的答案分别是：“我们自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这种观念已经融入血液中了。”“瑞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我们的祖先在村庄里集体耕作，这种传统和思想就一直传承下来了。”
诺贝尔奖，何尝不是瑞典人输出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它能延续100多年依然保持重要影响力，想必与这种坚持和低调有关。
或许，守着洁净蓝天，保持身心的简朴，同时关爱帮助他人，就能够幸福了吧？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6期 刘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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