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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曾以赶超性增长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然而，正当日本为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癫狂之时，其经济增长却突然发生“逆转”，陷入了长期“持续停滞”的局面。直到今天，日本仍饱尝着由“逆转”而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
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从已发现的诸多要素中探寻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具有三个关键效应：一是积累性效应，技术创新构成了经济发展中知识存量的净增长；二是公共产品效应，技术创新形成了技术改进中的扩散性；三是“加速器”效应，一个稳定的创新产品通常意味着产量的快速增长。正是技术创新的三大效应，才增强了其对经济发展中GDP的贡献作用。
当然，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具有个体化、偶然性、规模小的特点，产业创新具有组织性、系统性和市场规模的特点。技术创新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将更多的产业纳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产业创新需要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所以产业创新更需要制度性的鼓励——为产业创新提供市场空间和利润回报。只有制度创新，才会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从偶然性推进到常态化，从自发行为推进到组织行为，从企业行为推进到国家行为。
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在有关日本赶超性增长的研究文献中，“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实现了技术进步”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其主要经验是：在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精细化改良；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精益化改进，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体系；适时调整技术政策，积极引导日本从技术引进向独立创新技术的转变。
在完成阶段性的赶超性增长后，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1981年被确定为技术立国元年），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地位。但严峻的现实却是，日本不仅没有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反而在重大技术创新面前显得踟蹰不前。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制度创新不足。那么，造成日本制度创新不足的原因何在？
体制的僵化性。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日本形成了适合于赶超性增长的经济体制，即高度集权下的官民一体。在这一体制下，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市场和经济中较弱的部门，力争实现“没有输家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政党、官僚、财团之间“铁三角”式的庇护方式。这种体制助长了一些企业的“依赖”意识，阻碍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也阻碍了政治与行政的改革。
市场的封闭性。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内取性，对内政策具有明显的垄断性。比如，日本政府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拥有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如分配进口外汇配额权、限制进口数量权等。伴随着日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企业的自主性发展逐渐得到认可，但日本政府并不情愿丧失曾经拥有的经济控制权，形成了庞杂的政府规制体系。此外，日本的企业体制也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
社会的排他性。创新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需要对创新研究的政策支持和普遍赞赏，而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社会，日本对特立独行的人普遍持批评的态度，对创业者更是如此。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在由相对封闭型经济向经济全球化转变的关键时期，日本社会开始背离了技术创新的主题，掉进了盲目“扩大”的陷阱，开始痴迷于经济泡沫而失去了理性判断。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也就在所难免。
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创新需要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需要获得社会的鼓励和支持，甚至需要一种精神气质。只有这样，创新活动才会上升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自觉行为。
启示之二：积极引导社会的适应性发展。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表明，社会对使用现代技术的新部门的潜在可能性所做出的反应，可能是一个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变量。要保持社会进步的趋势，就必须适应创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引导社会的适应性发展。
启示之三：为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技术创新者需要保护，产业创新者需要鼓励，制度创新者需要公益，三者各自活动在不同的领域。这就需要一个“能够成功和有益地施展影响的政府”——政府通过制度安排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保障。
（《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徐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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