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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有很多叔叔伯伯。这些叔叔伯伯都没有家，只身在台湾。有些现在还在，可是多半已经不在了。他们陪着我长大，也伴着大洋中飘摇的小岛成为现在的台湾。
他们之中运气好的，在台湾找到老婆，成了家。运气不好或者有洁癖的，就一个人过。退伍了，身体好的或者去当码头搬运工人，或者参加“荣工团”，就是“荣民工程团队”，在小岛上开山辟地、筑路开桥，建设港湾机场、水坝钢厂。也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小面摊，卖烧饼油条，给大楼做清洁工，当门房的。当然也有人愿意留在小城镇上拾废纸捡破烂。身体不好的，就在附近有熟人的违章建筑，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小庙里住着，静静地上医院，过日子。
我的这些叔叔伯伯就是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官方叫他们“荣民”，以前很多人叫他们“阿兵哥”。台湾民间也叫他们“老芋仔”。台湾人惯吃番薯，外省人偏爱芋头。于是有别。
我的老乡叔叔伯伯们没有家，过年过节，总在我家过。爸爸和这些叔叔伯伯们亲如家人。知道他们要来，总是等着。
叔叔伯伯们在我们家打地铺，横一个竖一个睡满一屋子。他们亲密地喊着彼此的名字，大家一起做饭吃。他们嗜吃臭豆腐、辣椒、大蒜。穿着汗衫到市场上去寻来各式各样臭的和辣的东西，生好煤球，大张旗鼓烧起来。山东伯伯能做各种面食，手擀面条、馒头、包子、花卷、大饼、猫耳朵、面疙瘩，轮着做。我们小孩在旁边看。妈妈是台湾人，不会做面食，也在旁边学着。
那时候，他们为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成绩单，大声鼓掌喝彩。偶尔我挨骂了，他们就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火车站附设的军民合作部去买泡泡糖。五毛钱三颗。只有他们才舍得。
我家的小院子俨然是小眷区里的多功能资讯中心。我妈妈会做衣服，就成了小区里的裁缝师，从早到晚在我家屋前的小院子里剪剪裁裁。偶尔一个勤务排伯伯过来，腼腆地带着一条裤子，拉链坏了或者脱了线，要修补。走的时候偷偷丢下几块钱。
妈妈有时候边做衣服，边问他们生活上好不好，吃得好不好。鼓励他们存钱，以后讨个老婆。他们也点头同意，说：“想是想啊。谁要我们穷阿兵哥啊？”
有两个勤务伯伯问妈妈可不可以把他们的存折寄放在这里。妈妈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他们的存折就放在裁缝机的针线抽屉里了。连我们小孩子都拿得到。我后来识字了，也常常去查看一下哪个伯伯哪个月存了钱，哪个伯伯比哪个伯伯会存钱。有时候他们懒得查，就问我：“萝卜，记得伯伯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吗？”
乾坤大移转。一种奇特的什么东西来回冲击洗刷着海峡两岸。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不相往来，老兵们可以回家了。一个个离奇的、动人的辛酸事件重见天日。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七情六欲，被追忆着，也被发生着。“人物”持续被挖掘出土。故事被反复传诵。
余财根伯伯的钞票都带回老家了吗？那些不为人知的老兵们，都回家了吗？叔叔伯伯们在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刻，都有什么样的念头呢？
萧丰昌伯伯是不是在想：“家里那么多活，谁做啊？”
南台湾的晚上，水塘边仍有牛蛙鸣唱，萤火飞舞。山上一个寺院里，一群人在唱佛赞，祈求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一个老迈的伯伯也坐在本地香客里，喃喃诵唱。
祈求上苍能把那些在台湾受过苦难的老兵们，都安置在没有分离、寂寞和苦难的地方。祈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放下现在和过去的所有仇怨，重新开始。
祈求天地长安好，人世无嫌隙。
（《一点一横长》明凤英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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