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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让老百姓热爱这个东西，不是要弄什么条文，而是要让他能从这里得益。这是最实在、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法学教授王人博说。
2012年12月4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校园里刻有“法治天下”四个字的石碑旁，偶尔有几个捂着耳朵的学生跑过。主教学楼门前挂着“中国政法大学82级相识30年”的红色条幅，不时在寒风里发出“哗哗”的声音。
这一天，宪法学教授王人博在学校的报告厅里作了一场与宪法有关的主题演讲。当天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法制宣传日。30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对这些宪法学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称这一天为——“宪法日”。
“法”字我会，“宪”字怎么写
对于王人博来说，普法可以从一根烟开始。
“小伙子，懂法吗？”有一回，王人博站在小区门口跟保安一块儿抽烟，随口问道。
保安只有20岁出头，他说：“懂。不杀人，不放火。”
“那你知道宪法吗？”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小保安回答，“‘法’字我会，‘宪’字怎么写？”
王人博在手掌上比画出宝盖头和“先”字，“小伙子你记住，宪者为大，咱们中国人起名要是带这个字，就说明他在兄弟里肯定是老大。”
小保安点了点头。
“一定要记住啊，宪法，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法。”王人博怕他没听进去，又重复了一遍。
“我想告诉他，宪法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它关系到我们的房子能不能被拆，关系到我们的土地能不能被征，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这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时，54岁的王人博苦笑着说。
到2012年，他教宪法已满29年。在这29年里，他问过很多普通人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洗脚妹，大部分人的答案和小保安一样。
他也会问一些高校学生。学生往往知道宪法，能背出它是高中政治课本上的“根本大法”，甚至还能记得颁布于1982年。但当他再追问，宪法到底规定了哪些条文是和你本人直接关联的，大部分人则“什么都不知道”。
每当这会儿，王人博都“挺难受”。他知道，学生是从骨子里觉得宪法跟他们没关系。
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
“82宪法”颁布的那一年，王人博第一次在图书馆里因为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而“眼前一亮”。那本书的名字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作者顾准。而在此前，王人博的阅读爱好集中在哲学领域。后来，他先后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他逐渐开始思考，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宪法到底是什么。“民法、刑法，管老百姓的法律太多了，为什么当官的就没有人管呢？宪法就应该是官员头上的紧箍。”王人博意识到，宪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分权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限权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权利。
毕业后，王人博留校任教，讲授外国宪法。那时候，他很好奇外国宪法“究竟长什么样子”，结果无意中发现，被很多同学当“厕所纸”来用的学校发的参考资料里，居然印有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打那以后，这位年轻的宪法老师一上课，便先要背上几段《独立宣言》再进入正题。学生觉得“很过瘾”。直到20多年后，还有学生对王人博说：“我还记得你讲外国宪法时候说的话。”
在重庆教书的时候，王人博常常去沙坪坝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破不堪，但墓碑上刻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文革”武斗中的死者。路过红卫兵墓时，王人博常在想，这个国家要是没有宪政和法治，悲剧还会上演。
在2003年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王人博参与过3年特长生加分考试评审工作。
在考生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孩子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有教授问了他一个有关强拆的案例，让他谈谈看法。结果男孩讲道：之所以闹这么大，就说明政府还不够强硬，太软弱。
当时，王人博忍不住开导他：“孩子啊，你不能这样看，咱们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个强者……”没等他说完，男孩子抢话道：“老师，能允许我用另一套话来说吗？”
“我觉得特别悲哀，年轻人完全没有原则，老师认同哪一套就讲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这件事让王人博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后来，他退出了那个招生小组。
一次，王人博在课上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一个强拆的故事。房主老人拿着一本《宪法》挡在推土机前，每个跟他有关的条款都画了好几道，门口插着的国旗上也写着宪法的条文。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宪法会和你们有关起来。”王人博讲起这些的时候，学生使劲地鼓掌。
宪法就是约束政府行为的
2009年6月22日，即将毕业的蔡克蒙正在北大校园里摆摊卖书，母亲打电话通知他父亲体检查出了胃癌肝转移。
他含泪赶回家，眼睛哭红的母亲正在看体检报告，而父亲则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改着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的宪法试卷。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蔡克蒙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宪法学。
新的环境里，宪法课成了这个年轻人重点观察的对象。法学院里有两门课教宪法，一门跟言论自由有关，另一门则关于平等和分权。尽管美国《宪法》文本只有薄薄一册，但配套的常用教材却有1600页，每页都有A4纸大小，甚至可以被蔡克蒙“当哑铃来举”。
让蔡克蒙感到新鲜的是，美国这边的宪法课并不是必修课，每年也没有专门的“普法日”。“我甚至想不到‘普法’这两个字的英文直译。”他说。
然而在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又似乎与宪法息息相关。蔡克蒙平时打开电视，经常看到政府和议会打官司的新闻，而大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都会以宪法诉求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他的印象中，像“后‘9·11’时代到底对恐怖分子的人权保障到什么程度?”“政府是不是能够获取个人信息?”等话题，都是美国民众相当关心的。
“每天耳濡目染，大家自然会认为宪法就是约束政府行为的。”蔡克蒙觉得，这或许就是宪法教育不必通过法学院进行的原因。
事实上，王人博也曾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份调查：当在街上遇到态度不好的警察时，很多美国人的口头禅都是“你侵犯了我的宪法权利”。但另一份调查则显示，其实超过半数美国人并不清楚宪法里到底规定了什么。
“你要让老百姓热爱这个东西，不是要弄什么条文，而是要让他能从这里得益。这是最实在、最根本的一个东西。”王人博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三排书架都是美国国会赠送的精装宪法判例。许多判例涉及政府违宪，“比如，王人博诉美利坚合众国。”王人博哈哈大笑，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开玩笑道。
“我觉得他们老百姓心里头好像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的政府每干一件事，都要看看是不是合宪。”蔡克蒙也这样说。
早在2008年，他就去过一次美国，在和房东聊天的时候偶然谈及一件涉及美国政治的事情。
房东一本正经地评论道：“我认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做这件事情。”
这让蔡克蒙想起，自己本科时候的第一堂宪法课上，张千帆老师问他们：“什么是宪法？”
那堂课上，张千帆连续放了很多张地方政府建造奢侈大楼的图片，然后对他的学生们说：“宪法不是政治宣言，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法，一个能够约束政府行为的法。”
2012年12月4日那天，蔡克蒙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博物馆里读书，看了几本研究网络言论自由的著作。他正在准备申请法学博士学位。
蔡克蒙的愿望是，回到中国，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宪法课的老师。
(《中国青年报》2012.12.12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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