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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隐没在历史深处的声音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历史会记住这些有道义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王来棣一生谦和，不事张扬，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丈夫许良英的后面，其实她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上有建树，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她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参与了许多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的行动。
王来棣于1926年生在浙江平阳县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在温州永嘉中学读书时还参加话剧表演。抗战后考入浙大史地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中共地下党。在浙大，她与当时物理系助教、地下党负责人许良英相识、相爱，两人命运就此紧紧结合。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许良英因“维护真理和党的利益”反对反右而成为中科院第一个“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次年3月1日，给他的处理是保留公职、发配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他想不通，选择了当时几乎就是绝路的自谋生路。王来棣得知后一连哭了几个晚上，结果孩子被哭死在肚子里。她也以同情右派丈夫的“罪名”被株连，开除党籍，还取消了研究党史的资格。
当时，她奉命研究中共建党史（附带搞清楚无政府主义对建党的影响），从1956年5月起，她在一年当中采访了三十多位建党的当事人，包括李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冯白驹、邓颖超、刘清扬、陈望道、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沈雁冰、杨之华、丁玲、刘仁静、萧三等。1957年下半年列入采访计划的有董必武、李维汉、李富春、谭平山等。采访被迫中止，采访记录和收集的文字资料全部交公。（屡经劫难，幸存下来的部分口述记录，五十年后才成书《中共创始人访谈录》）
1958年4月，许良英决定回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务农，临行前跟她说：“等我五年，我一定带着当地组织好的鉴定来见你！”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论等多少年！相信你回故乡后表现一定是好的，因为依你的性格，凡是你想不通的事，很难强加于你；凡是你思想通的，你一定积极拼命干。回故乡是你自己想到的，肯定会有好结果。”
这一别近二十年，王来棣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1970年，长子许成钢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关押。她在北京忧心如焚，很多年后，许成钢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所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语言用各种曲折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主要的精神支柱。”
一个外表纤弱的女子，在患难与逼迫中成全了两代知识分子（许成钢日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战胜的力量，有着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品质，不仅是她的正直，还有她身上处处流露出的文明和教养。
往事浮现，北望云天，我已黯然无语。
（《经济观察报》1.14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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