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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
吕途大学毕业已近20年，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所以她去苏州的一家工厂面试时，谎称自己28岁。她混过去了，被录用了。
“一些感觉我无法通过对工友的访谈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去。”
“在厂房里，没有人会叫你的名字。生产线上的线长会拎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从一个岗位提溜到另一个岗位。从来就不会问你叫什么，你也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停顿了一下，强调了一下最后一句，描述完她体验到的打工者的世界。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吕途和她的同事去苏州、深圳、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打工群体中进行调查和采访。
他们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却在农村的打工者,她把他们命名为“新工人”。一直以来他们都被称作“农民工”，但也有打工者，尤其年轻人对这个称呼反感。
一个中国新工人村庄
吕途在北京的皮村有一间宿舍，这是她工作落脚的地方。
皮村是北京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大约有4路公交车经过。根据吕途所工作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近万名外来务工人员。村里的两所打工子女小学，有1000多名孩子在这里学习。
吕途问学生：“明年，谁会离开自己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回到家乡上学？”大约有一半学生举手；“谁能确定知道自己能在北京继续读初中？”只有三四个学生举手。而剩下的都不知道自己明年到底在哪里、做什么。
在皮村听到了一首工友创作的歌曲《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词曲：许多)。在掺杂着各地方言的音乐中，他们诉说着打工的漂泊生活，让人眼前浮现出“新工人”的皮村：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大伙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大伙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然后就去勇敢面对生活的艰辛/哎！……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老乡们/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哎！……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很难有归属感
杨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宾人。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儿童。2007年开始，杨猛先后去过深圳、苏州、西安和北京打工。他说，他很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我们用劳动报酬支持边远家乡亲人的生存。我们的存在决定着城市和家乡的发展。”当然，杨猛也意识到变化：“我现在打工很难养活自己。父辈们可以十几年在低劣的条件下工作下去，而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的意识在工作中不断进步。我们的参照物是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在不断地换工作，也在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
全国总工会发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变换工作0.26次(也就是说平均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传统农民工为0.09次(也就是说平均11年换一次工作)。
不断地变换工作成为中国新工人抗争、希冀改善条件与争取发展自己的一种方式。《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说：“在对待工人伦理缺失的情况下，国家体制、工厂主、中产阶层或富人都没有从工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需求来界定工人的生存状况。”
吕途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工者很难有归属感：“那狭小简陋的临时住所不是他们的家。工友即使在一间工厂一座城市工作了十几年，还是无法安顿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在疑惑自己的家在哪里。谁会对这样的生活满意呢？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应该至少包括下面三个内容：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
“我在想，20年后，我们新工人群体的下一代是否还能够养活他们自己。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养活自己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在觉醒。”杨猛说。
（《法治周末》1.17 宋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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