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过去常讲美国运输大队长给蒋介石运来枪炮物资，未尝想到美国大兵之来，甚至成为抗战末期压垮国民党的最后的稻草之一。

    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科长，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少数人，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

    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较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看到一些人住洋楼时，愤愤不平：“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

    当时，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湖北军政界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据记载，“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赤贫’之中。”

    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在蒋介石左右的某些人，甚至以作伪手段避免蒋知道真实情况：“如物价高涨，彼（蒋介石）并不深知，外出购物，左右则先嘱店铺低减物价。”故“十二中全会时总裁致词有云‘我相信在坐诸位必无一人感觉生活压迫痛苦。’”。（《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11月12日）

    在战争后期经济陷于极端困境，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提到的原因，就是国统区的美军人数急剧增加，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8月的60369人，对他们的供应成为十分沉重的负担。

    1944年年中，孔祥熙曾抱怨：“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帮助农夫们耕地了。”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

    相比之下，中国士兵则吃不饱，穿不暖，而且生病也没钱医治。1941年6月，梅贻琦自重庆乘船去泸州途中，船舱“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亦。”

    （《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 左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