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警方证实，目前发现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面积9666.6平米。

    41套房产，近万平方米。“房姐”龚爱爱在京房产确切数字的披露，犹如投下一颗“震撼弹”，叫人情何以堪。

    公众最关心的，无疑是龚爱爱购买这些房产的钱，来源是否合法？有关部门应全面追查，给公众一个结论。与此同时，人们更需关注“房姐”产生的土壤。正是在这个土壤里，真正深究下去，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龚爱爱”。

    “房姐”产生的土壤，一方面是财富产生的机制。“房姐”的起家之处，就与公共资源的合理收益机制严重缺失直接相关。要合法地获得北京9666.6平米的房产，作为一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龚爱爱的途径就是在与公共资源收益分享中获得超额的收益。

    “房姐”龚爱爱产生的体制土壤，另一方面是房产税的缺位。如果真像许多国家那样，房子越多税率越高，甚至到别墅收7%，1亿元的豪宅，每年要交税700万，每个月交60多万。在这种税收制度下，若像房姐那样大量囤房，估计交税就能交得她破产，她肯定不愿意买那么多房子。

    要消除“房姐”现象，关键不在于对她这个人如何处理，关键在于如何尽快消除这一现象产生的体制根源。

    (《新京报》2.1 匡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