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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十五，北京广播大楼东4楼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二楼导演室里，晚会导演王扶林通过耳麦忙着与摄像师、灯光师等沟通，各部门也准备就绪。
8点整，王扶林一声令下：开始！一把折扇出现在镜头前，上书四个大字：笑的晚会。相声演员马季表演了开场节目《笑一笑》。
坐在观众席上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乐出了声。“当时我的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赵忠祥这样评价这台“最早的春晚”。
让百姓笑起来
“笑的晚会”肇始于1961年的“新侨会议”。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会议在沉寂已久的文艺界激起了巨大波澜。新中国首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马上行动起来。
7月初，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副主任孟启予主持了编辑组长会，落实“新侨会议”精神。她传达说，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文艺组组长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
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当时的中国相声界，最有名的是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北京有侯宝林，天津有马三立，他们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合作过，这不就是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吗？
笪远怀将节目按照青年在前、资深人士在后的顺序做了编排，京津两地节目穿插进行，唯一的群口相声作为压台节目。
1961年8月30日这一天，非年非节。当晚8点，“笑的晚会”在大播送室开始直播。晚会播出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
为了挑选话剧类节目，王扶林常去中央戏剧学院看学生演的小品。他想，如果将这些小品搬到晚会上，才是百姓真正“买票看不到”的节目。他在戏剧圈内打听，各自单位的联欢晚会上哪些表演最诙谐？节目很快确定了。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现场：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
以前固定在舞台前的摄像机，现在被架在了圆桌间的空地上。另有几台摄像机，在观众席间游走，既跟拍节目，又把观众的反应全部摄入。这是第一台改变了以舞台为中心的传统形式的晚会。
这一新颖的形式，被1983年的首届春晚继承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春晚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隔了中间这20年的时空。”
21年后“吃鸡”再上春晚
由于小品收效显著，在第三次笑的晚会中，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1962年9月30日，第三次“笑的晚会”以国庆晚会的形式播出。
侯宝林的表演，拉开了晚会的序幕。北京人艺演员表演了配乐合唱《老北京叫卖组曲》。这是话剧《龙须沟》的副产品。晚会的高潮是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一个人在啃一只半生不熟的鸡，吃了一半被骨头卡住了，他费尽心思去抠带着鸡毛的骨头。最后，侯宝林上台，从他的后领里拔出来一把鸡毛掸子。表演笑翻了全场。
晚会播出后，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有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首都”播出的。
很快，短暂的文艺小阳春被“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代替。1963年11月，北京电视台在检查1962年以来播出的文艺节目时认定：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思想内容不健康。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文革结束后，孟启予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由北京电视台更名而来)的副台长。王扶林则转向电视剧创作，在1987年导演了经典版《红楼梦》。
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在导演黄一鹤、邓在军(当年为文艺组成员)和策划人侯宝林、马季(都参加过笑的晚会)的一再鼓励下，心有余悸的王景愚终于同意参演。隔了21年，《吃鸡》再次让观众笑出了眼泪。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期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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