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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欠着乡里乡亲的薪水 那边讨要不到工程款——
河北保定曲阳县的包工头唐存良独自一人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朋友家度过了春节。
这已经是唐存良“讨薪”与“被讨薪”的第三个年头。三年来，一直在北京想办法“捞钱”的“小包工头”唐存良每年春节都要去同样陷入困境的“大包工头”那里讨要上百万元的工钱，回家则要面对来自本村外村跟着他的农民工的责难和拳脚。
腊月二十七，唐存良觉得还是要给跟他打工的兄弟们一个交代，回到了曲阳县沙窝村的家。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被讨债人困了好几天。唐存良一言不发，走进院门，村民从唐存良家的二层小楼各个屋子里慢慢走了出来，没人说话。
一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唐存良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了看大家，清了清嗓子：“今年我还是没能把钱要回来，对不起大家。”院子里立刻炸了锅。在此之前，当天上午，唐存良的“上级”、“大包工头”李杰几乎和他遭遇了一模一样的境遇。
在几乎被“绑架”之后，唐存良不敢在家停留，匆匆赶回北京后又去了保定的一个朋友家一直“耗”到正月初六。在他的背后，是与他境遇相似的若干个包工头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和无奈。
入不敷出的工程
2010年，唐存良接手北京市一个干休大院的土木建筑、内外装修和水电工程。“这个工程是李杰给我的。”唐存良说，他和李杰是老乡，以前合作过很多次。由于“关系铁得很”，唐存良就接下了这个项目，招募了200多个工人上工地。
几位和唐存良一起揽活儿的包工头说，农民工做工程，都是给熟人干活。唐存良说，这个项目2010年3月开始施工，2010年年底结束。预算的工人工资支付标准是每平方米65元，共计190万元左右。
2010年5月，建筑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装修的标准提高，唐存良发现之前65元/平方米的预算不够用，于是找到了李杰。“他说让我继续干，肯定不会让我赔钱，最后工程结束再算账。”唐存良说，他深知李杰的能力和信誉，就继续带着工人干活。
“到了工程结束，还亏空110万元。工人工资上涨，工程时间跨度太长，装修标准提高，所以钱不够了。”唐存良说，“工人工资开始是80元一天，最后变成120元。”
整个工程跨过了“麦秋”和“大秋”两个时节。“麦秋”在6月份，是收小麦种玉米的时节，而“大秋”在10月初，是收玉米种小麦的时节。“在这两个时节，工人本应回家农忙。如果留他们在工地干活，就要给他们更多的工钱。”唐存良说。
然而，唐存良却一直没能从李杰那里拿到亏空的110万元，工人也一直没能拿到工钱。李杰告诉唐存良，承包商没有把工钱给他，他也没办法。“我欠很多个包工头的工钱，总共承包商还欠我600多万元。”李杰说。
工人开始讨薪闹事，唐存良不得不开始躲债。
到处躲债的日子
2011年春节后，大约有70多个工人来到北京讨薪。唐存良说，见面之后自己先被工人打了一顿。而工人回忆起那次讨薪，唯一的印象是，“有几个人在工地上被打了。不知道是什么人，反正就不让我们进入工地要钱，进去的人就被打。”孟氏兄弟是唐存良的腻子工，两人这样说。
那次出面“平事”的是李杰。他和唐存良把村民送回老家，“在屋里商量了一个多小时。”等不及的村民把俩人架起来，送到了村西边的一条河边。“他们说不给钱就把我们推下去。”唐存良说，在河边冻了一个多小时后，在中间人的说和下，唐存良和李杰当着村民的面，写了一份书面协议，2011年5月1日之前给钱。
结果从“五一”到“六一”，再到“十一”，唐存良一直没拿到钱。200多个工人打电话找他，他又再打电话找李杰，得到的消息还是“承包商没给钱”。转眼又到了2012年春节。按照习俗，村民在农历腊月月底要钱，正月就不再纠缠。腊月二十八，唐存良被围在了家里。“没钱回来干啥？啥时候给钱跟大家说说，没钱你可以贷款啊。”唐存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村民知道邻村有家人可以贷款，四十多个村民就把唐存良架到了邻村，要求唐存良去用贷款偿还工人的工钱。“我这没有抵押，人家也不贷给我啊。”唐存良无奈地说。
工人没让唐存良回家，被“扣押”了一晚上的唐存良在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出来。唐存良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也没敢回自己家，就回到了北京。
又一年过去了。村民仍然不时地给唐存良打电话讨薪，而唐存良的家里也时常被光顾，农忙或是过年过节，村民回到村里来就会去唐存良家看看。还有一些村民逢结婚、看病或是办丧事等用钱的时候就来唐存良家。
2013年2月7日，唐存良再度回到村里。“没要回来钱，总得见大家一面，给大家个交代。”唐存良说。等唐存良说完“没要回钱”，守在他家院里的村民又炸了窝。
不安定的生活
腊月二十七，整天。
妻子唐会娜和唐存良的老父亲一直在楼下的一间小屋内。唐会娜靠在炕边，两手插在兜里，低着头。老父亲站在炉子边，有时轻皱一下眉头。两人一言不发。
唐存良说，有时候讨债的人来得多，家里人会出去躲躲。“他们也烦了。”
“别人家一到年底都回来过年，他一到年底还得出去要账，要账还要不回来。”唐会娜一说起这几年的境遇，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唐会娜知道村里人会在当天来要钱，所以把儿子小唐支走了。“我让他去他姥姥家了。”她说。记者在村里的小路上碰到了小唐，今年12岁的他个子不高，虎头虎脑，正和堂弟在村里的树林里玩得开心。但一被问到爸爸的事情，他立刻就沉默了下来。
“想爸爸吗？”“想。”小唐揉揉眼睛。
“一年能见到爸爸几次？”“两次。”他把脸埋在手里，发出了吸鼻子的声音。
唐会娜说，儿子很内向，平时话不多，每次说起爸爸的事情就更不吭声。“以前每个学期都拿奖状回来，自从这事情之后，就再没拿过奖状。”她说。小唐小声说，班里同学也会议论他爸爸欠钱的事情。“学校同学也会说这事儿？”问完这句话，唐会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唐存良去年回来过两次，春节前回来那次被工人们“扣押”了，六月份的时候又偷偷回来过一次。“晚上天黑偷偷摸摸回来的，待了一天就走了。”唐会娜说。
在2010年这个项目之前，唐家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们结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家里的地种了玉米和花生，唐存良在北京打工收入不错，唐会娜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照顾老人和孩子。而自从唐存良被讨薪之后，家里就多了很多“客人”。“一年四季都有要钱的。”唐存良的父亲说。他们有时候待三五分钟，有时候能待上一上午。唐会娜只能说好话赔不是。“心里是觉得挺对不起人家，但钱是真没要回来。”她说。
自那以后，唐存良自己一人在北京，家人留在河北保定曲阳沙窝村老家。“他也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我也冲他发火，发完火又替他担心。”唐会娜说。
口头协议下的尴尬
唐存良欠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没有从李杰处拿到工程费用支付这些工资。李杰说，他与他的合伙人刘胜臣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共同承包这个干休大院的项目，“赚钱一起分”。李杰负责整个工程的施工，他能“平事”，能找来几十个熟人包工头加入。但是在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刘胜臣收走了账目，不再给钱。“现在他说一分钱都不欠我的。”自始至终，李杰没有见过开发商和承建公司的合同，自己也没有与上面的开发公司或是下面的包工头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
诉诸法律途径解决似乎也很难。因为包工头和工人以及承包商和负责建筑的若干包工头，很多都是靠熟人介绍工程，有书面协议的不多。
“书面协议、劳动合同，这些在农民工这儿都不现实。”唐存良说，“我要想签规范的劳动合同，就得挂靠在公司下面，这些公司就会要求提成，还有很高的税，工程没那么高的利润。”而对于农民工来说，农忙或是家里有急事，都需要离开工地，来去自由的他们觉得合同只是一种束缚。
又是一年，几个包公头都知道李杰没钱，唐存良带头走出李杰的家门，李杰满怀歉意地讪笑着送大家出门，两手扣在一起放在胸前。
(《北京青年报》2.16 罗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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