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抗战时期，华北高校内迁。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一批大师也随校南渡并在抗战结束后北归。在南渡北归的八年间，在大师及高官的身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不少已随大师的逝去而难觅真相。作家岳南耗时八载采访，著成《南渡北归》三部曲，受到读者好评。近日，记者约请岳南向读者讲一讲《南渡北归》的写作缘起以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上世纪前半叶，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感叹于世界学术进步之快，曾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对于抗战时期的学术进步，我们也有类似克罗伯那样的迷惑与疑问。
清末民初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整个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乱世，但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辉煌的时代，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的转捩点。在这个风景之中映照出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的身影；是霸气横生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傅斯年的冲天怒吼；是一代才女林徽因与冰心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是著名学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孤注一掷，血洒西仓坡的悲壮……这样一个恢宏、昂扬、天才云集的历史场面，是其他时代无法匹敌的。
如果对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大时代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即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柱为依托，才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诺贝尔奖的实力。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且不说大师，就是小师也培养不出来。上世纪50年代，陈寅恪先生蛰伏于岭南中山大学校园一间斗室里撰写《论<再生缘>》的时候，曾特别强调过一点：“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田野考古的方法用到了写书上
在聊城，通过傅斯年的侄子、聊城市政协委员傅乐铜，我知道了不少先前没有听说过的事，看到了不少家传的档案文字和照片。在著名的菏泽一中，找到了何思源和他的堂弟何兹全在此读书时的档案，何思源与傅斯年是北大同学，共同留学欧洲，后来做过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有一个女儿何鲁丽，行医出身，曾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与这个中学有关系。何兹全与逯钦立是菏泽一中与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后来二人都在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工作过，傅斯年率史语所同人撤退台湾时，曾动员过二人一起走，但二人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共接管的内地在大学任教。他们这些人的档案材料，对这部书的写作当然是很给力，越是细节的越是难得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田野考古的方法是傅斯年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时首次在中国以文书的方式提出来的，尽管以前这个方法和技巧已通过瑞典的探险家兼地理学家安特生、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亲身示范并得到认知，但就理论上来说，真正把这个方法当成一门学问利用和倡导的还是傅斯年。
我正是沿着田野考古的方法和路数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的，对笔下描述的人物有了直接的感受，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傅斯年这个人物，有人说他是“齐鲁夸诞之士”，有人说他是耿介之人和“谔谔之士”，有人干脆就叫他“傅大炮”。傅氏之所以有这些性格和特点，并在关键时候以三篇雄文把两届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这样重权在握的皇亲国戚轰下台，与其出生的环境和家庭熏陶、教育有极大的关系。结合文献和实际考察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谓齐鲁之人好议论之风是从古代即春秋之前就形成了，汉代达到鼎盛，不是近代才有的。当然，傅斯年家族过去的荣耀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其七世祖傅以渐是大清入关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对傅斯年的影响至深且巨，我是看过傅斯年家族当年的“相府”和“傅家坟”旧址的，站在这样的地方，面对如此的古迹，似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引领我发掘一些意想不到的素材，思考一些前尘往事与后世之缘，我在书中写到傅斯年和他家族的许多细节，就是这样得来的。
刘文典怒踢蒋介石
在我搜集阅读的几千万字史料中，有正史与野史、可信的与存疑的，这就需要拿出考证的功夫和方式、方法做一些去虚存真的工作。当然，不是说野史与存疑的材料就一定不能用，有的也可以用，但要用得恰到好处，如第二部《北归》第十章“‘国宝’刘文典”那一节。说的是一代狂人刘文典执掌安徽大学时闹学潮，时正在安庆巡视的蒋介石闻讯，把刘文典叫来训斥一顿，刘氏不服，蒋一怒之下扇了刘两个耳光。想不到早年做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并不示弱，飞起一脚踢中了蒋的腹部，蒋氏当场倒地，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蒋介石在床上以“治学不严”的罪名下令把刘文典关押了7天算是了结。刘氏释放后，卷起铺盖到北平清华大学当教授去了。
关于刘文典踢蒋介石事，亲见者少，道听途说和演义者多，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提及此事，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尽管鲁迅与刘文典有交往，但并未在事发现场，因而说是事件为“不称主席”引发，我在书中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思索了良久，最后决定采用前一种说法，以达到突出刘文典性格和知识分子骨气的效果。
张学良与胡蝶并非情人关系
面对历史上说法不一的人物与事件，要尽量施展本领加以考证追索，给读者一个真实或最为接近真实的说法，我在写作中是这样做了的。我曾拿出了十个页码以注释的篇幅来考证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一事，也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真相。按照当时的传闻，事发当夜手握兵符的张学良正在北京一个舞池抱着赵四、朱五两个妖艳女人以及当红女影星胡蝶纠结成一团，对事变经过与东北军死活毫不关心。而过去教科书和一些战史或党史权威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连发数电，命令当时节制东北政务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绝对不得抵抗”。就是这个命令导致几十万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入关内，整个东北四省沦陷。
事实如何呢？经过我的考证，事变当晚，蒋介石携周佛海等人乘“永绥”号军舰离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他是在九江停泊的军舰上过的夜。而张学良在事变第二天、即19日才向南京国民政府中枢致电的，到了19日晚上，南京方面留守大员经过商议才做出“电请蒋主席回京”的决定。因而，把“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的帽子扣在蒋介石的头上是不对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来，张本人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谈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而张在日本电视台采访时也同样公开承认是自己的决定，与蒋先生无关，并称“不能怨人家”。
至于传播一时、搞得举世沸腾的马君武那首《哀沈阳》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尽管达到了给张学良抹黑和泄愤的效果，但事发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没有在一起。据我考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等剧团人员正由上海北上但未抵达北平，不但当晚与张学良没有见面，胡蝶终其一生都与张学良没见过面，这一段史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真相，也替胡蝶洗刷了背了大半生的黑锅。
西南联大校歌的词作者是谁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歌词作者到底是谁。目前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史馆”以及出版的《西南联大校史》等书籍，都明确标示作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但据当年的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家冯友兰晚年说，这首歌是他作的。
冯氏的说法一经提出，校歌的曲作者张清常就撰文公开予以否认，说歌词作者根本不是冯友兰而是罗庸，之后许多人卷入其中予以考证、论战。我在写作时对这个案例曾下过一定工夫，经过考证，我认为，真正的作者应是冯友兰而不是校史馆标志的罗庸。处于慎重，我用了将近一万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证辨伪，结果还是得出冯友兰是真正作者的结论。
（《北京青年报》1.9 岳南）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