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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山西长大的,我爸还有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表姐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看不见彩虹了。”
一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导演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是,都是硫化氢。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元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元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2003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二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也被凿走了。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2005年我去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16000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篷布也拉不上,煤渣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现实就是这样。但我是在那儿成长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看不见彩虹了。”
(《看见》柴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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