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也曾自嘲为“痴气”、“呆气”，但是，中国文化的薪火不正是依靠着许许多多文化人的“痴气”和“呆气”而得以保存和传递吗？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为避余震，8月初，沈从文一家转移到苏州，寄居在九如巷张家老宅内。

    在随后几个月里，中国政坛“地震”连连，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覆灭，十年“文革”宣告结束。直至次年2月北归，沈从文夫妇在苏州停留了半年时间。苏州相对平静的政治气氛为沈从文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的契机。这些观察与思考，大多通过书信形式保存下来。

    解放后的沈从文，基本上处在抑郁难伸中。在新社会里，他的不少“熟人”，或高升荣任，或暴得大名。但沈从文没有选择紧跟、靠拢，而是采取疏离乃至沉默的姿态，心安理得数十年间在故宫博物院做一名“说明员”。初来苏州的8、9月间，正当“四人帮”覆灭的前夜，沈从文满心郁积，在给子女的家信中，他一再告诫：“因为我们对一切事多无知（实可说极端无知），少说话即少过错，务望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好。”“某些腐烂各有不同起因，也就绝不是一二人所谓‘仗义执言’就能纠正过来。”

    十月中旬，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消息传来，沈从文为此欢欣鼓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掩不住兴奋地说，（消息传来）“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

    在苏州休养、游历的这段日子，沈从文的内心并不平静。在书信中，他一再表示不愿意做“逍遥公”，要回北京重操“本业”，继续文物研究工作。

    在给子女的信中，沈从文这样自明本志、言传身教：“任何当权的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在那个狂热喧腾的“革命”年代，能说出这番话来不能不让人感动。

    （《羊城晚报》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