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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就义，并未在刑场举行婚礼
1928年初，周文雍、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协助重建中共广州地下市委机关。不料广州市一个机关被敌人破坏，他们的身份被供出，陈铁军与周文雍不幸被捕，几天后壮烈牺牲。此后闻名于世的“刑场上的婚礼”故事，正是以这张照片为基础加以创作的。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到的呢？
谢燕章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资深研究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就开始研究整理陈铁军、周文雍的革命经历。据她介绍，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这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当时有记者进到监狱中，周文雍、陈铁军提出让记者为他们俩拍摄了这张合影，“周文雍当时在广州的名气是很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希望拍下两人临刑前的照片，公之于众，企图达到威慑民众的作用。”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后的第二天，这张照片就被刊登见报，由于他们是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活动，大家都认为照片上的两人是夫妻，所以有人在照片旁以陈铁军的口吻附加了一句话：“我们俩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图文出来后轰动一时，感动了许多的人。
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沛群在西关看见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啊！”此话不胫而走。
1962年，周恩来在一次与北京的剧作家谈话中提议，周文雍、陈铁军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若将他们的事迹写成一场戏会是很感人的。不久，相关作品陆续涌现，并改编成影视、话剧等广泛流传。
谢燕章向记者介绍了烈士牺牲前的情形。1928年2月6日，反动派军警押着周文雍、陈铁军、何穗成三人，乘3辆手拉黄包车从西堤出发，沿太平南（今人民南路）、惠爱路向黄花岗刑场驶去。“据当时在仓边路口附近的梁梅枝等人回忆，抵达刑场后，周围聚集了不少民众，反动派怕生变故，草草下达了枪决命令，现场很快传来了三声枪响。周文雍、陈铁军并未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而且反动派也不可能等他们举行婚礼后才行刑。”谢燕章说。
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告诉记者：“反动派不许亲人收尸，我的母亲黄汉兴（陈铁军的三嫂）花了数十银元，叫了一批人强行将烈士们的遗体抢回，才得以安葬他们。”
假扮夫妻，恋爱关系难以确定
陈铁军早先在佛山有一位名义上的丈夫，这还得从她的早期经历谈起。
陈铁军出生于佛山一个归侨家庭，据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介绍，其祖父当时在佛山升平路一带开有猪肉铺、牛肉铺、豆腐铺、五金打铁铺四间档口，属于富商，父母早早就将陈铁军许配给了佛山何合记盲公饼店的老板做孙媳妇。“姑姑小学还未毕业时，何家因有人生病，就急着想娶她过门‘冲喜’，陈铁军一开始不肯，后来迫于家里的压力只好答应，但提出了只拜堂、不同房和婚后继续读书的条件。”
陈铁军本想尝试说服丈夫跟她一起去省城上学，但发现他是个纨绔子弟，不思上进。过门第三天，陈铁军就收拾包袱离开了何家到广州读书，先后在坤维女子中学、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读书，1926年在校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谢燕章介绍，当年广州的革命运动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统一领导部署的，党团骨干见面机会虽多，但由于分工的不同，很多同志都是单线联系，相互间见面多谈话少，后来陈铁军参与了“智劫周文雍”营救行动，两人才逐渐开始接触。
原来，广州起义前，周文雍在组织工人运动中不幸被捕，当时他是策划广州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市委紧急开会制定了营救计划，陈铁军也参与了营救行动。他们先是通过女工陈小燕送辣椒饭给周文雍吃，不许喝水，周文雍没多久就开始发烧。陈铁军扮成贵妇人，买通了狱医，成功将周文雍转移到犯人留医室医治，地下党组织了武装人员和车辆，趁敌军警交班时顺利“劫”走了周文雍。1928年1月，周文雍与陈铁军接受组织的安排潜回广州，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陈惠文告诉记者：“我的母亲黄汉兴是陈铁军的三嫂，两人年纪相仿很谈得来，姑姑（陈铁军）在外面搞革命运动，只要一回家就和三嫂住在一起。据母亲回忆，1928年春节，姑姑是独自一人从广州返回佛山的，周文雍并未随同前来，陈铁军回家想筹备一些革命经费，我母亲还资助了一些钱给她，但姑姑没向母亲提过周文雍的事。”
周文雍、陈铁军假扮夫妻回广州时，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曾一起回来做掩护工作，“小姑姑（陈铁儿）曾跟我母亲提到过周文雍、陈铁军假扮夫妻的事，但并未说他们是恋人关系”。
(《广州日报》2.23 张映武)
半个多世纪以来，“刑场上的婚礼”以及周文雍、陈铁军两位烈士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这张照片是怎么拍下的？他们的真实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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