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希望，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喜剧和悲剧，不再成为高层好人“关心”的结果。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读报，有人回忆孙道临先生，附有一张先生伉俪的合影，下有说明文字：在×××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像针扎了一下，疼。

前几年去波兰访问，有一位华裔波兰女作家热情地接待我。她也有一个“在×××关心下喜结良缘”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里读书，爱上了来中国的波兰留学生。在大学谈恋爱，又是与外国留学生，她惹了大麻烦。这件事被×××知道了，亲自过问批准，于是她与那位波兰留学生结婚并到了波兰。

两个故事都是由一位领导过问后“喜结良缘”。这两件婚姻，一件是名人的，一件是和外国留学生的。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呢？当《婚姻法》之外，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守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如“组织上考虑”、“政审不够条件”、“家庭出身”、“历史问题”、“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在那个年代让多少有情人阻在了登记处的门外？而作为大多数的他们都无法承接×××关心和恩惠。

“在×××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一是领导“关心”，二是“终于”。这句解说词，认真读来，有点字字泪的感觉。本来一个街道婚姻登记处小公务员就能承办的事情，却要领导“关心”，才能“终于”有个结果。

读回忆文章，读到这样的句子，让人唏嘘：“他的问题，在×××的关心和过问下，长达××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在他死后××年，在××关心下得以恢复名誉，举行追悼大会……”

读这样的文章，会唤起我的记忆。我的母亲，一个东北大富商的女儿，不愿当亡国奴，投奔抗日阵营，辗转到了延安。随后，左倾路线下被开除出党，又被下放到大凉山。我也从省城到了偏僻山区与母亲做伴。在那些阴沉岁月里，有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母亲不断地写检讨、写思想改造报告。一边写这些东西，一边喃喃地对我说，我都是为你啊，你要有你的前途，你还小。另一方面，母亲悄悄地把各种申诉材料，找老朋友老领导递给上面的“首长”。

在母亲被开除党籍28年后，她的申诉材料得到一位高层好人的批示，恢复了她的党籍和“红军待遇”。我一直都很感谢在我母亲申诉书上批示的首长，认为他是好人。

只是希望，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喜剧和悲剧，不再成为高层好人“关心”的结果。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广州日报》3.7叶延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