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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汽车上，没有监狱的高墙铁网，全靠人防。越是经验丰富的干警，越是谨慎紧张。“越干越心细。”负责遣送的干警对记者说。
天光未亮，北京市大兴区，天河监狱。近百名服刑人员迷迷糊糊听到干警点自己的名字后，迅速起身，走出牢房。在朝阳升起前，他们才得知：今日，自己将登上回家乡服刑的列车。
“他们一般都是兴奋，谁都想回家。”王春明说。作为天河监狱遣送监区监区长，他已经和同事们一起，“零意外”遣送了十几万外地在京服刑人员回家乡的监狱服刑。
天河监狱又名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成立于1995年7月10日。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外地罪犯遣送处，天河监狱担负着将在京犯案的外地罪犯遣送回原籍服刑的任务。
“平均每周一次火车遣送，这么多年下来，除了个别省份，全国已经跑遍了。”遣送监区副监区长吴军说。
任何情况都要提前想到
在车队出发前几个小时，早有同事驱车出发，去打前站。“要提前把路走一遍，知道哪里容易堵、哪里有事故……”天河监狱副监狱长顾联膺告诉记者。
平均每年，出现在遣送罪犯名单上的数字有8000多人。在每次遣前预备会上，干警会仔细研究每名罪犯的情况。如遇机密、重要案犯或重病犯，还会安排单独遣送。
由于情况特殊，押犯车厢的车票不用实名。两个车厢，一个车厢罪犯，另一个车厢供狱警、武警休息。“我们乘坐的多是K字头快车，当然，这也算是现在最慢的车了。”吴军说。
“外地罪犯遣送，是中央给北京的特殊政策。北京是首都所在地，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也是重要措施之一。”顾联膺解释。
除了火车遣送，短途还可汽车遣送。在一次目的地为内蒙古的汽车遣送中，刚出北京，天色大好。谁知途中遭遇大雾，高速路上，大小车辆排起长龙，首尾消失在雾中，应急车道也早已挤满了车。干警们无可奈何，只能是按下性子，更加警惕地观察罪犯的言行举止，默默等待着交通恢复顺畅。
一次，在车队赶往火车站的途中，刚出收费站，一辆囚车的离合器突然切不开了。此时又赶上大堵车，进不得也退不得。众人焦急万分。最终，指挥部决定临时拉起警戒，把罪犯换至备用囚车上，得以救急。
出发前，每辆车都是通过了检查的。出现如此情况，事后势必要追究责任。而最终，专业检测人员给出结果：“这是纯粹的机械事故，这千分之几的概率都让你们给碰上了。”
越干越心细
一次，在开往新疆的列车上，广播里播放着关于新疆特产、美食的介绍。一名新疆籍罪犯突然站起来，对吴军说：“警官，我想吃大盘鸡。”
干警们先是心里一惊，继而迅速恢复平静，寻找解决办法。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整节车厢内新疆籍罪犯们的情绪。吴军只能笑着对这名罪犯说：“这个真没办法。你看，我们也跟你们吃的一样，是方便面，你先凑合着吃吧。”
遣送列车上，干警和罪犯吃的食物一样，只能是：面包、方便面等快餐食品。定列车的饭菜，怕吃坏肚子。给罪犯发的水是瓶装矿泉水，因为开水也可能成为袭击他人的潜在工具。
押犯车厢内，厕所门不能关上，或索性被拆了下来。放茅时，两人铐在一起，由干警看守。这些都是为了预防罪犯借上厕所逃脱。多年下来，逃脱的情况没有碰到，尿不出来的倒是时有发生。
遣送罪犯的干警中，还配有医务干警，以防罪犯突发疾病。在一次往新疆的遣送途中，行至甘肃省境内，一名新疆籍女犯突然神色异常，干警马上介入询问。这名女犯称自己心慌、恶心、出虚汗。随队医生诊治后，未见好转，病犯甚至出现昏厥状态。
在向指挥部汇报后，市局迅速与甘肃省监狱局联系，告知遣送干警做好在兰州下车的准备。
到达兰州火车站后，三名干警和一名随队医生陪女犯下车，押解至甘肃省监狱局中心医院救治。女犯最终脱离危险，随后被遣送回新疆。
绿皮车时代
1983年，遣送前的监狱大广场上哭声一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亲属见面设备，所有罪犯和他们在北京的亲属都在大广场上会见。”顾联膺回忆。
之后，顾联膺和同事们将这些罪犯送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这是21岁的他第一次参加遣送。
那时乘坐的还是绿皮车，车厢里，小风扇在头上方呼呼地转，功效不大。夏天热，冬天冷。车上用煤烧水，开水被人接走四五杯就没有了。“还有排着队的蟑螂。”他说。
下火车后，要坐两小时的汽车。车队在结冰的江上走，顾联膺看着窗外，担心不已：“我不会水，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当地同行告诉他：“放心，这冰有一米多厚，肯定掉不下去。”
那一年，顾联膺来回跑了13趟东北。
在归乡的路上，服刑人员的心情更加复杂。在执行一次遣送任务时，干警们发现有两名罪犯是夫妻关系，判的都是死缓。这对夫妻50多岁，再见面不知何时。
遣送指挥部决定，要为二人在列车上安排一次特殊的会面。
当两夫妻见面时，车厢里所有罪犯都愣住了。他俩面对面坐到一起，未语泪先流，车厢里亦满是哽咽声。
会面结束后，两名罪犯激动地说：“这可能是我们夫妻俩人生的最后一面。”
吴军相信这种人性化的方式有利于罪犯之后的改造。1999年之前，吴军在监狱实习，监管犯人。“那时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方式是农业生产，整天骑个自行车带罪犯去地里劳动。”他说。
他的第一次遣送，也是乘坐绿皮车，往安徽合肥。当时是两班倒，凌晨两点到站，四点才到宾馆。
“第二天早晨，我们跟着组长，到马路边小馆子吃饭。”这个情景，吴军永远忘不了。
十多年过去了，遣送干警们几乎跑遍了全国，但却没有时间偷闲游玩。这种“旅行”，更像是“全国火车站游”。
“有时候早晨到，当天下午就回来了。每次送到地，只想赶快睡个觉，没时间玩。最多在火车站买点当地特产。”顾联膺说。
最紧张的时刻
与上车不同，下车时，遣送队伍要与普通乘客一同下车。当地武警及监狱干警早已在站台等待，罪犯将与普通乘客零距离接触。此时，场面必须得到绝对控制。如遇旅客围观，要及时进行劝导、疏散。
在所有罪犯完成下车、集合、蹲下、低头等程序后，当地监狱干警将戒具给服刑人员戴上，之后再将遣送前被戴上的戒具取下。“专门遣送的铐子和他们的不一样。”王春明解释。
遣送干警们最怕的是夜间到站。吴军说：“夜里疲惫，站台上光线又差，交接最紧张。”
出站时，浩浩荡荡的遣送队伍会花费不少时间。直到服刑人员全部登上当地监狱的囚车，遣送干警们这才可以松口气。
一次赴新疆遣送一男一女两名罪犯，在到达终点前1小时，押解小组才从新疆监狱局得知：由于治安形势紧张，新疆局接站车辆、人员无法进站办理罪犯交接手续。
火车到站后，遣送干警们又发现，站台滞留旅客多、人员复杂。这时，经过40多小时行程的遣送小组决定：等本次列车乘客下完后，由一名男干警和一名女干警分别与两名罪犯铐在一起，其他干警及武警外围警戒出站，以避免突发事件发生。
出站后，交接得以顺利完成。最紧张的时刻，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也有无法遣送到目的地的情况发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遣送小组押解着89名四川籍罪犯，乘坐在赴四川的火车上。
14时28分，灾难降临，列车正行至石家庄境内。15时20分，遣送小组获知灾情，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避免造成被押解罪犯的思想和情绪波动，干警与列车长取得联系，关闭了押犯车厢的音像设施。
1小时后，经过一系列协调工作后，遣送小组与河南省监狱局取得联系，后者安排接站，将罪犯暂时押解至河南，就近安排。“后来，有些老家在受灾地区的罪犯听到消息，都哭了。”王春明说。
将一批罪犯遣送到目的地后，遣送干警们乘火车返京。“回来也不得闲。要总结本次任务，还要检查、核对戒具。”吴军说。
有时，遣送任务会变得相当频繁。1月份，赶在春运前，吴军和王湛和在全国各地各跑了四趟。“哈尔滨、广州、杭州、新疆。”吴军说。他还发现，这里面总能见到一些熟面孔。
“有的是‘二进宫’，还有‘多进宫’的，都快有职业罪犯这么一个行业了。”他打趣地说。
“这些‘几进宫’的犯人，我们觉得还是综合原因造成的。我们遣送处的任务，主要是维控，并不主要承担一般监狱惩罚、教育、改造的功能。”王春明说。
在顾联膺看来，从事遣送工作许多年，他明显感觉到犯罪率有所下降。他觉得这份工作意味着一种责任——“保证安全，不能有差错。”
有时乘坐火车时间长了，干警和罪犯一样，都会心烦气躁。罪犯可以得到干警的及时疏导，而干警们却必须全靠自己战胜不良情绪，依旧要瞪大眼睛，往来于车厢过道之间，保持着必需的威严与高度紧张。
(《法治周末》3.7 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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