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一期刊登了一封新发现的路翎的信，是上世纪40年代路翎写给女朋友的情书，因保存在胡风档案里才幸存下来。作为胡风着力培养、非常看好——当然也与胡风一同罹难以致失智痴狂的路翎，当时还只是个满怀文学壮志、才华初露的文学青年。

    为什么路翎给余明英的情书会收在胡风那里？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舒芜也是当时很受胡风器重、擅长写文化思想论文的青年才俊，他看着因爱情而沮丧自毁的路翎，内心焦急无措，想到他们共同的师长与朋友胡先生或许可以开导路翎，就偷抄了那封还没寄出的信寄给胡风，让胡风了解路翎正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

    历史的剧情何其曲折跌宕！十几年后舒芜“反戈一击”、登上了毛泽东号时代巨轮，而他的师友被打成政治犯、沦为阶下囚；三十几年后胡风冤狱昭雪、舒芜被舆论斥为背叛耶稣的“犹大”，昔日友人提到他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而带以“无耻”。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夸奖丁玲的诗句倒可以移来形容姚文元文章的“威力”：“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矛瑟精兵。”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奇文共欣赏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

    那个原来见到施蜇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很快将被更高层）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蜇存的调子，后来人自是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

    （《经济观察报》4.1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