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严格的信访责任追究体系下，不少地方将信访量作为考核指标。因此，雇用“黑保安”拦截上访者，减少信访记录，便成为一些地方保证其政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首都北京和中央部委出于维稳考虑，也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分流来京上访民众。于是，一条畸形的产业链寄生于中国维稳机制的最末端，牵涉者众。
结完这笔工钱，30岁的王杰（化名）决定再也不干这行了。
3月7日，他在收据上摁下手印：“今收到邵某欠工资12000元，已结清。”
“其实还差了1000多元。”王杰掏出他的便笺本，本子上写着他这一年来往返广东的日期、地点、工资明细，前后共有40多趟，“几乎跑遍了广东所有的县市”。他对自己职业的简单概括，是“帮政府办事的”。更为通俗的说法，则是截访“黑保安”。他对自己的工作找到一个明确的定性：违法，更是违背良心。于是，他决定辞职。
在严格的信访责任追究体系下，不少地方将信访量作为考核指标。因此，雇用“黑保安”拦截上访者，减少信访记录，便成为一些地方保证其政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首都北京和中央部委出于维稳考虑，也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分流来京上访民众。于是，一条畸形的产业链寄生于中国维稳机制的最末端，牵涉者众。
“这个行业没有底线”
2009年，王杰以“临时工”身份第一次参与截访。
那是一次集体上访。100多名退休教师，因退休待遇问题来京，被地方政府接回广东。按惯例，保安与访民的配比要达到2:1及以上。工头邵某的人手不够，由此招募了大量“临时工”，王杰经朋友介绍也参与其中。他和同事们的工作主要有三项内容：截人、看护、遣返。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机构的人民来访接待室以及分流外地上访人员的马家楼和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是他们执行任务的第一站。
保安截人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事前”。地方官得到消息，或通知驻京办、或亲自来北京，带上保安赶到国家信访局等接访单位，趁访民递交信访材料前把人截走。
第二种是“事后”。接访单位接待完访民后，会通知各省驻京办去“接”访民。如果访民是到北京重点和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则会先被送到久敬庄、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由服务中心通知各省驻京办，工作人员然后带着保安“接”走访民。
盯准各自的访民后，保安们会首先上前，劝上访者跟他们上车，称领导专程来到北京解决他们的问题，上车后好好谈。不过，除极少数没有经验的访民，大多数人不会上当。
如果是在信访局门口这样人多的地方，保安们不方便动手直接把人拉走，就会一直尾随访民到他们的住处，要求他们上车。若遇反抗，保安们就一些人抬胳膊一些人抬脚，把人“强制”带到车上。
“无理取闹”、“胡搅蛮缠”，是官员们对大多数访民的评价。但和访民们接触越多，王杰越有不同看法：“七成以上的人，是真正有冤屈。”
让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四川老人。老人18岁的儿子在深圳打工，跟人起冲突被杀了，但行凶者只判了十几年。看着这个60多岁的老父亲一次又一次来北京上访，王杰很心酸。
“他们是在维护权利，是在监督政府。如果都不维护权利，都不监督政府，这些事就迟早会落到你我的头上。”王杰慢慢感到访民们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理解。王杰说，他给自己的底线是不伤人，所以他没有打过访民，“但这个行业没有底线”。
“一旦出了事，所有人都和你撇清关系”
让王杰下决心离开这个行当，是2012年底的一起冲突。
当晚8点左右，广东某地驻京办一个官员，带着王杰和另一个保安，和十几个从地方来京的公安干警一道，乘车去马家楼接一个40多岁的女访民。
办完交接手续，一车人正要离开，来了四个自称是女访民亲戚的男人，将车拦住。“领导”吩咐王杰两人下车，把拦车者拉开。双方拉扯中，车竟然开走了。有个拦车者在冲突中受伤，于是报警，双方被带到派出所。王杰对警察说，自己是驻京办的人。警方让他联系驻京办官员，到派出所出个证明，把他们接走。
王杰先给工头打电话，工头回答会派人来处理，又再三嘱咐不要牵扯到他。但工头承诺派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王杰再联系驻京办“领导们”，也无一人愿意出面。王杰意识到：“一旦出了事，所有人都和你撇清关系。”
他决定辞职。但工头还欠他1.3万多元工资，对他避而不见。
在王杰的坚持和警方的调解下，广东省驻京办的官员最终在3月5日向警察提供了邵某的“安全防范技术公司”的工商资料。两天后，邵某向王杰结算了拖欠的工资。
3月8日，终于拿到工资的王杰离开了北京。
（《新世纪》第545期 蓝方 任重远）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