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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毋忘给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国耻。
金华地区 1942年 皮肤炭疽、鼻疽
在201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延展单元”上，浙江73岁老人姜春根吸引着世界目光。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毒伤口、更换纱布。影片的助理摄像、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616名烂脚老人之一。
2004年至2011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30个乡镇，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独一无二，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1942年5月至9月，为报复4月18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据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记录，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
宁波 1940年 鼠疫
开明街、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粟米、面粉。两日后，开明街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太平巷以西、开明巷以北5000余平方米域内爆发鼠疫，市民惨死有名可稽者111人，12户死绝。”碑身上中、英、日三语铭刻的碑文，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起，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恐惧和绝望，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
2011年10月，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8年时间发现的原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一文显示，“731部队在宁波播撒了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第一次感染死亡者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
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犹如大海捞针般对鼠疫展开调查。“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幸存可能性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调查会成员季雪婵无奈地说。
鲁西地区 1943年 霍乱
909名老人访谈、182万字口述历史，今年夏天，一套由山东大学师生编撰的《卫河流域霍乱流行口述史》（暂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国内对1943年山东、河北、河南霍乱疫情最大规模的记录。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一场大雨使境内的卫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这时，驻守日军将卫河河堤掘溃，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恐惧的是，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死亡上百人。据保守统计，这场灾难造成山东、河北、河南至少22万平民死亡。
2000年以来，山东临沂市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崔维志着手研究，将中央档案馆所藏日军有关部队人员的相关供述整理成文发表，这场史上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浮出水面。
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根据大量亲历者回忆，基本判断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其次，约10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
王选强调，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什么。”
（《新民晚报》4.14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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