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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特异于众，其人生往往更具社会标本意义。
有两个军人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内心深处却始终充满着对人的仁慈和关爱，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一
第一位叫刘伯承。晚年的刘伯承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参加的战争，拒看一切战争片，特别是内战片。他多次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
刘帅的二儿子刘太行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谈起那场战役。
二
第二位叫孙立人。孙立人官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是抗日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创造了“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的战争神话。
孙立人的性格中同样有铁血之外的一面。淞沪会战时，孙立人时任税警四团团长，他手下有一位连长叫徐永皊，在战争中受伤，导致右腿被锯掉。几年后，孙立人驻防贵州都匀，突然想起徐永皊。他向一位下级打听徐连长现在的归宿，这位下级告诉他徐连长装了义腿，目前寄居于昆明的亲戚家。孙立人立即将徐永皊召来，安排其在不需要跑多少腿的政训室当干事，并叮嘱政训室主任一定要关照徐永皊。
在仁安羌战役中，为解救被日军团团围困的英军，营长张琦殉国。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遗骸，并亲自为其选墓地，绘墓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1988年，孙立人忽然想起张琦，心中非常不安，千方百计为张琦申请抚恤金，并托人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带回内地，交给张琦的女儿张锦兰。
齐学启是孙立人的老同学、老搭档，在缅甸作战中为国捐躯，孙立人一直将其记在心中。他曾派旧部回内地代他去齐的坟地祭扫。发现墓破败了，他出资6千美元，托人跟湖南有关部门联系，将其移葬于岳麓山。
三
大刚之人自然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比一般人意志更坚强，在挫折、失败面前也更加百折不挠，然而，大刚之人也有着比一般人更鲜明的是非观念，更长远的眼界。刘伯承对内战的反思、孙立人对部属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其实都立足于一个愿望：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人需要有信仰，大刚之人恰恰是最有信仰的，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为了某个团队的目标拼死作战；也可以在战场外心怀对芸芸众生的大悲大悯。
（《杂文报》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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