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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目前能影响国家决策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说：“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
胡鞍钢，1953年4月27日生于辽宁省鞍山市，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主要研究者和学术带头人。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系列，共计14卷（1998-2011年）、27册、930万字。也是《中文社会科学文献索引（CSSCI）》中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之一。
有媒体评论说：“解读中国政策走向最好去看看胡鞍钢的国情报告，他的提议会在三五年后纳入决策层视野。这种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和敏锐直觉。”过去二十多年间，胡鞍钢撰写的国情报告和著作，已经间接或直接地促成了包括分税制改革、西部大开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酝酿出台。
胡鞍钢1986年起开始国情研究。他与小组中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协同创新，率先将定性与定量、专家经验与数理统计、历史、现实与未来预测、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国情研究领域。
上世纪80年代，胡鞍钢、王毅在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执笔的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中，提出了中国将面临的四大危机：人口、粮食、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并给出了若干结论——非传统（指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他们首次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生存与发展》引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1989年8月，胡鞍钢与他的同事又完成了题为《生态赤字》的国情报告。报告中，胡鞍钢预警生态问题将是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他希望中国能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哥本哈根会议前两年，他呈送12份《国情报告》到有关决策部门。他曾在生态问题上一语成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绿色发展的乐观态度。他在其著作《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预言：中国8年后将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胡鞍钢推崇邓小平务实的作风，“应该像他一样考虑中国的大思路、大战略。充分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机结合。”他相当看重国企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同时，胡鞍钢也是中国体制弊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垄断就是一种腐败，反垄断就是反腐败”，是他的著名论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面临财政悬崖。无论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还是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在迅速下降并创新低。“弱中央”状态的结果是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基础研究和国防资金严重匮乏。
还有更深层的恐慌。“强地方、弱中央会有什么危险？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五。”胡鞍钢说，“20年前我们处在经济转轨的十字路口上，中国要避免这样的悲剧。”
1993年，胡鞍钢和另一位政治学家王绍光一起撰写了一份《国家能力报告》。报告产生了巨大反响，传媒报道，高层调阅，业内广泛讨论，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反对声浪铺天盖地。这份报告被认为直接促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和中央开始按税种划分收入来源，影响全国、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被收归中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发生逆转。检讨近二十年来的分税制改革，今天主流的结论是“发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国进民退”论，胡鞍钢视其为一个伪命题，因为它隐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他近期的研究和计算仍然显示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他描述到：私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去年最高，超过国有企业。这与舆论中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生存艰难的情形相去甚远。
胡鞍钢是中国目前能影响国家决策的少数学者之一。有人在微博上这样评价：“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结合方面，他（胡鞍钢）的观察比较靠谱。”
（《光明日报》4.18 刘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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