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活的通信兵大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附近。通信兵的前身是军委三局，在当时的各兵种中，通信兵的技术含量很高。毛泽东主席曾经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句话大院的孩子耳熟能详。

通信兵不同于其他军兵种，有个特点是女兵多，她们特别漂亮神气，大院里好多女孩子最初的理想是长大了“我们就成了她们”。当时伙伴们共同的喜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穿上军装也戴着耳机收发电报：“洞幺洞幺，我是洞两，听到请回答”。可能是工作性质的优势，上世纪60年代，这里的宿舍楼、家属区都有电话，参谋、秘书家里也有。

部队大院里孩子容易重名，因为做父母的偏爱跟部队有关的字眼，诸如什么“军、强、兵、勇”的，我的名字里有个“军”字，叫军力，军人的力量之意。大院里就有重名的，要上学了，妈妈坚决主张改名，但改后的名字里仍然带有部队的印记。

“文革”开始后部队大院的形式主义恐怕甚于地方，家家都要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我家也是早晚各一次，对着墙上挂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站好，红宝书捧在胸前，早请示时唱《东方红》，晚汇报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家里只有爸爸嗓音好音调准，妈妈、我和弟弟或五音不全或童音未改，但个个表情严肃，跑调错词也忍住不敢笑。学校里除了正常课程外，老师还留作业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背不下来还要被罚重新背诵。

大院的孩子不缺少看电影看戏的机会，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傍晚，大喇叭常常广播放映电影的片名和场所，看电影不全都在露天广场，象《日俄战争》那种内部电影、《武训传》一类供批判的电影多半在礼堂放映。对“文革”时的“毒草片”，小孩子其实不懂要批判什么，反而平添一种神秘和新鲜感，看“毒草电影”《清宫秘史》，我和几个小朋友就被慈禧的装束和威严感染了。看后第二天，几个人在我家里模仿起来，我演慈禧，大人没在家，我把爸爸一整盒的曲别针倒在桌上，然后一个套一个，做成两串耳坠夹在耳朵上，再用一个草板纸盒扣在小脑袋上，用妈妈的衣服当大袍子。让小伙伴把木椅子拽到屋子中间空地上，再放上个板凳，然后扶我坐上去，居高临下，我就开始拖长音喊：“小李子……”“嗻”有人弯腰回应。几天后，忽然几个大哥哥叫着我的名字大声喊：“你中毒了！”吓我一跳，马上问：“我吃什么了？”“你演慈禧！”这可更吓人，需要解毒，解毒药就是大人的一顿训。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通信兵部几次改编更名，2011年总参通信部改编更名为总参信息化部，实现由“通信”向“信息化”的历史性跨越，推进我军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我和当年的同学小友为之自豪，但仍习惯称之为“通信兵大院”。

（《北京晚报》4.27 王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