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集电视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于5月1日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上线。
借来的20万元启动经费
初创时，《东方时空》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孙玉胜（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手写的，而最早的一笔启动经费20万元是借来的。借钱办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是破天荒头一回。当时，这份由孙玉胜执笔写的报告用了“承包”这个词。
为使承包方案顺利通过，孙玉胜把最严厉的惩罚条款写在了报告中：如未能完成承包指标，除了行政方面的处分外，经济上要扣除每人工资的50％，扣除期为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
后来，节目组得到了答复，只给5分钟广告时间，广告自己拉，其他一分钱都没有。刚开始，策划班子借用别的栏目的20平方米的玻璃房子办公，在随后的四个栏目——《焦点时刻》、《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内容形式确定后，中央电视台并没有给节目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是由制片人分别租借北京的各个公寓楼。
六里河的集体生活
《东方时空》节目背后是一群拥有人生抱负的“年轻打工者”们。他们中很多人辞掉原先的工作跑到北京，水均益几乎是当时唯一一个从正式单位调来的员工。
节目编导周兵是“北漂”一员，大年三十还要去采访，干了一天没吃饱饭，在擦干眼泪回到地下室的集体宿舍时，发现白岩松两口子摆好了一桌年夜饭在等着大家。而现在身为知名电影导演的李玉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放弃了济南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跳上火车”就来了。
“那时候都年轻啊，都想做点事儿，大家真的是废寝忘食，几乎是半夜两三点睡，早上6点就得起，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梁晓涛说。
大家合租一间民居，吃住、剪片子都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纪录片里还收录了当时周兵拍摄的一段珍贵的影像，当时他们租住的民房在六里河，因为暴雨，房子被水淹了，住在里边的白岩松等人开始往外搬东西，周兵举起摄像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淘汰制“淘出”好作品
当年，《东方时空》开创了栏目制片人体制的先河，一切事情制片人说了算。在对新人的培养上，像陈虻、时间、张海潮这些制片人，没有对新人进行那种呵护式的关照，而是教会新人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李玉回忆说，“新人来了之后，并没有老编导带你，大家都在忙，你应该经受这种摔打，呵护不是一个做纪录片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去磨。”
没钱、没房子、没工资都没有让这些年轻人退缩过，只有一件事儿让编导们寝食难安，在制片人体制下，编导末位淘汰制显得尤为残酷——编导们每月都进行10名以内排名，第11名得卷铺盖回家。
《东方之子》编导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终于得到了制片人时间的认可，留了下来。“那时候我做片子真的是战战兢兢在做，内心要求自己不能有一次失误。如果做出的片子不被这个团队认可，我马上就失业了。”周兵回忆说。
残酷的竞争创造出一个个广为流传的好片子，而节目组的开放思维也吸引了更多社会上的民间导演。拍摄《东方三侠》的蒋樾原是单干，被邀请到《东方时空》后，才发现原来电视台也有这样自由创作的空间，“那时候拍个8分钟的片子给2000块钱，我拍了3个，制片人就果真给了我1万块钱，那个时候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蒋樾说。
20年过去了，重谈《东方时空》对今天的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导演张洁回答：“新闻是时代的镜子，《东方时空》20年聚合起来的个体回忆，不止于怀旧，不止于纪念。回首，是为了向历史汲取力量，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
（《东方早报》5.3 黄小河）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