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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台湾随父母看《四郎探母》，先入为主地认为《四郎探母》就是一部宣扬“孝道”的戏。我坐在母亲旁边，看到杨四郎探母见娘，跪在地上，叩拜母亲，口中唱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看到母亲竟然从皮包中找手帕拭泪，我不能懂得是为什么。
其实真正教会我看懂《四郎探母》这出戏的，不是母亲，而是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们。
服兵役的时候，我住在陆军军官学校里，帮忙整理校史，在残破不全的资料里看到一个军事学校背后隐藏的巨大历史的悲剧。写到疲倦而沮丧的时候，走到校园里，碰到一些老士官，他们站起来，“少尉好！”他们毕恭毕敬向我敬礼，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我觉得有些不安，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唱着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心中一惊，面前这些面目苍老黧黑，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士官，他们的故事，仿佛就是杨四郎的故事，是战争中千千万万与亲人隔离的悲哀与伤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化在一出“探母”的戏剧中。
我开始注意凤山黄埔军校的校园中，或者整个黄埔新村的眷村中，总是听到《四郎探母》，总是听到一个孤独苍老的声音，在个角落里沙哑地哼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我在整理黄埔军校的校史的同时，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四郎探母》的老兵们做朋友，听他们的故事。
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山东人，1949年，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那一年他16岁。扛着柴走了几天，走到青岛，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他说：“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杨四郎15年没有见到母亲，我娘呢，20年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是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四川人。后来熟了，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总是说：“名字啊，不重要，不重要，杨四郎，杨延辉，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吗？”
从历史上来看，《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非常简略。杨家将是从宋代以后，依据《宋史·杨业传》的小引，引发出了一套体系庞大的家族悲剧史。这一套民间口述历史，随着不同的时代，附加了当时社会不同的政治禁忌或政策，使杨家将的戏剧一再丰富，成为足以反映民间心事的伟大创作。
关于杨家将中《四郎探母》这一部分的架构，可以看到隐藏着一种胡汉矛盾的基础原型。胡与汉，农业与游牧的民族，因为生产形态的不同，产生了在中国北方长期的冲突，战争也自然成为解决胡汉矛盾的要素。比较温和的时代，则尽量避免战争，改用和亲通婚的政策。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型，在《四郎探母》中被用为戏剧的骨架。
如果《四郎探母》是清代官方的文宣，这种文宣是非常高明的，戏剧创作者抓到了人性的基础，使人有机会超越现实政治的对立关系，从“人”的本性出发，互助互爱，不被团体（胡、汉）的族群分化限制，有更阔大的，也更健康的伦理态度。
在台湾与大陆政治分隔40年后，探亲令下，我在报纸上读到，忽然忆起那些军中的老友，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在家乡的老家中长跪地上，或叩首于母亲的灵前，心中仍是那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后来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四郎探母》忽然被禁演了。不多久，又解禁了，甚至加上《新四郎探母》这样的名字。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我看了大笑，政治的情治单位，无所不用其极。杨四郎的故事没有完，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现实中，杨四郎必须是埋伏的情报员，负有谍报的工作，因此，一出惊天地动鬼神的戏，忽然使人对杨四郎产生了空前的反感。我看到一些刚揉完眼睛的老兵，忽然离座，他们走出剧院，他们走进繁华城市的荒凉夜色中去，他们舞台上的杨四郎已经被政治污染了。
《四郎探母》其实是一出反战的戏，它以人的深情对抗战争、政治的残酷。
四郎要见母亲，是真情；四郎恨辽国，是真情；四郎爱铁镜公主，也是真情；四郎回家，见到元配妻子孟夫人，觉得心如刀割，满是愧疚忏悔，也是真情，杨四郎所有的真情纠结成他现世的矛盾，成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人们爱杨四郎，跟着他一起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飞”，是每一个人都暗自觉得自己也有杨四郎同样的矛盾，在现实充满两难的矛盾中，只有更多自哀自叹的自责吧。
（《无关岁月》蒋勋著 译林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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