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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从台北“中研院”复制一帧赵元任、李济两对伉俪在史语所门前的合影惠我。四位老人神态祥蔼淡定面带微笑，比肩相依优雅无比。
赵元任，著名的语言学家，会三十三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希腊多门外语。他谱曲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世人十九耳熟能详。惟李济（字济之）知者寥寥，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曾主持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墟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笔者将赵元任、杨步伟与李济列在一起，盖“中研院”史语所历史上有一段他们的“故事”。
抗战烽烟起，“中研院”西迁，颠沛流离，长沙、桂林，落脚昆明。流亡岁月的史语所转移时化整为零。赵元任人际关系广，寻交通工具便利，带语言组小分队捷足先抵昆明，与西南联大蒋梦麟、蒋廷黻一行同赁居拓东路；李济率史语所大队人马跋山涉水绕道越南，1938年春节后方达昆明，栖居翠华街。史语所同仁历经艰辛，在硝烟中别后重聚，得以重整事业河山理当欢庆，孰料赵元任突然提出要请假出国。此举震惊中研院上下。
直至三十年后杨步伟《杂记赵家》（《一个女人的自传》）刊布，大家始知赵元任与李济发生了摩擦。
据杨步伟说，是因住房安置问题而起：“三月十日，李济之等到了昆明，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何不搬到翠华街去住却住我们那儿！……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而且是剑及履及，说走就要走。
从杨步伟的表述来看，赵之出国纯因安置问题，未及其他，一时意气，而李济本人一直三缄其口，历无文字辩白或叙说。当事者如此，他人无从置喙。
赵元任突然要出国，他站在台前，幕后是否受夫人的点拨也未可知。殊不知杨步伟毕竟是位大名鼎鼎的“我就是我”，不让须眉寸土的巾帼呢。赵元任的为人与风格和太太则有霄壤之别。他天性纯厚，儒雅可亲，豁达幽默，从不与人争长短，是典型的妇唱夫随那一种。
由上述赵、杨性格来看，笔者斗胆臆测当年所谓“赵李矛盾”，从杨步伟“自传”中叙述“我一看这情势不好”的“我”字妄测，杨抑或为幕后人物或推手。
其实，赵、李两家的友谊渊源还实在非同一般，且延续至今。
1925年初，赵、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比邻而居清华照澜院旧南院。赵家平时对李家多有关照。1936年李济之父李权编《钟祥县志》，请赵元任提供方言内容。后来赵元任的《湖北钟祥方言》反请李权担任钟祥城内的发音人……次年，李济赴山西考察途中，患斑疹伤寒，重至不省人事。李济父亲李权迷信民间偏方而误诊，以致李济命悬一发。杨步伟急得冲着李权大喊：“您再不送他去医院，还要不要您这个独生儿子了？”杨步伟当机立断，自作主张找车将李济送往协和医院抢救，医生说幸亏及时，否则就完了。李济出院后，李权叫儿媳专事到赵家向杨步伟磕三个头致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对笔者说：“据说先母确实向赵伯母边哭边下了跪，但赵伯母当然没有受她的叩头礼。”“这以后几十年里，李、赵两家夫妇有过很多亲密的交往，但也有过不少摩擦乃至争吵，有时甚至吵到难以开交的地步。”李光谟说，据他这个当晚辈的看，这种吵，主要是杨步伟与李济之间。
吵架原因也无什么大事，主要是杨步伟总要以老前辈或李家“保护神”自居。自尊心极强的李济偏又不吃这一套。“在李济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期间里，有些地方可能开罪了赵伯母，由此也引起一些无谓的纠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赵伯母到大陆来时我还问她：你们见面时还吵架不？赵伯母说：当然！我们一见面总还是要吵一吵的。”光谟强调说：“吵归吵，然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也是终生不改的。”
赵元任自1938年赴美后，便没再回国内。1973年他曾携杨步伟回国，周恩来接见。1981年杨步伟去世后，受中科院语言所之邀，赵元任独自回国。他两次回国均向有关方面亲自点名要见世侄李光谟，并与其餐叙。在1981年的那次餐席上，李光谟试问赵元任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教”还是“叫”。九十高龄的赵元任说：“社会上好像用‘教’字多一些，我自己有时也顺手写成‘教我如何不想他’了。不过，我倒也觉得用‘叫’字更贴切一些，你说呢？”
李济、杨步伟和赵元任都次第而去，若他们在九泉下相逢，一定会“相逢一笑”，握手言欢。对我们来说，赵元任的可敬、杨步伟的可爱，以及李济的可人（宽厚），都是值得我们追怀的。
叫我如何不想他们。
（《文汇读书周报》5.24 张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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