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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但扩招一直没有被及时调整,相关方面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在这样的结构下,就业率便成为论证这种“需要”的重要参考指标。
在行政化的体制之下,有这种“需要”的部门只能向高校施压,拿招生名额来与就业协议签约率挂钩。对于大多数低级别的高校而言,收入与招生规模挂钩,减招就等于砍经费。就业协议的签约率,因此成为教育部门向高校派发的“绩效指标”。然而,这个“绩效指标”由被评价的高校自行填写。各高校的学工系统既要采集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又要向校领导重视的就业率负责。如果站在这些基层职工的角度看问题,诸如把颁发毕业证与签约协议挂钩,或者以实习、见习证明顶替就业证明等现象,便不难解释了。
如果不正视大学生供过于求与专业错配的问题,继续粗放式地扩招,这些造假的数据将会继续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将受损。其中受伤害最深的,仍然是倾囊而出缴纳高昂学费期望以有质量的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以及在他们背后的千万个家庭。
(《21世纪经济报道》6.4 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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