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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日，包括中央第一巡视组在内的10个中央巡视组，已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等5地，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5个单位。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圈定的四个“重点”，在为期2个月的巡视期内，10个巡视组要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面，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中央巡视组又是怎样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既“找到老虎”又“抓到苍蝇”的？
巡视地方 如何打响第一枪
目前，分赴江西、贵州、重庆的巡视组和进驻中粮的巡视组，都公布了联系方式，甚至公布了手机号码。
这是遵循《巡视条例》的要求。中央巡视组到地方后，第一件事是“打招呼”，与当地副省级以上干部、组织部和纪委领导，召开见面会；第二件事就是“接地气”，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巡视监督范围、时间安排、联系方式。
之后，中央巡视组的具体工作进展鲜见于报端。“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此系巡视组的原则。但得知中央巡视组抵达消息后，一些地区曾出现排队等待接访的场景。
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后，尽管驻地门口明显位置立有信箱，供群众投递反映问题的资料，但大量群众仍选择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
最初几天，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有人排队好几个小时，才领到登记表，还有群众拖着棉被、床垫排队。
如何在90天里掌握地方实情
《巡视条例》赋予巡视组9大权限，除大范围接访，还有民主测评；到下属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和群众个别谈话。
上述权限中，“个别谈话”使用率最高。原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说，“个别谈话”是巡视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该巡视组曾在《巡视工作要点》一文中说，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源于“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
巡视期内，“个别谈话”对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三四百人。“个别谈话”遵循“层次”，第一层是副省级以上领导，除分管工作，个人家庭情况,如子女、爱人的职业、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层是局级干部，谈话重点侧重于“对省委和省委领导的意见”。此外，还会根据需求，找退休干部、企业领导、人大政协干部以及群众，逐个面谈。
此外，街谈巷议也是中央巡视组的重点。《巡视工作要点》中说，群众议论的焦点，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这些议论提供了较有价值的信息，并在后来巡视中得到证实。”
如何发现贪腐线索
在祁培文看来，“个别谈话”有技巧，“要说硬话，不说软话，不说错话，不说过头的话、没有根据的话、模棱两可的话。”而且还要有听话外音的本事。他就从话外音中，发现了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贪腐线索。
祁培文回忆，李宝金跟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句“承诺”，在巡视员的脑子里画下了问号：市长办不了的事，检察长凭什么能办？
一位与李相熟的企业老板向巡视组解读，“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即利用查案的职权，抓你的小辫子。”
调查随即展开，李宝金为数家企业牟取利益、挪用巨额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
中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说，近年来查处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太原市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案等，都是中央巡视组通过个别谈话等渠道，发现了线索。据中纪委通报的数据，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
如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黄瑶、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法制周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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