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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作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现实呢?
韩少功:有些人写报告文学,比较接近新闻,与现实的关系有点像短兵相接。有的人写神话,写史传,写田园诗,写儿童文学,就有点长效养生的味道,不能像速效药那么立竿见影。再说“现实”也是一个容易误解的概念。作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所长来选择介入现实的方式,速效药,长效药,都可以。
记者:《日夜书》是否含有打破散文和小说的界限的意图?
韩少功:我的诸多作品都是结合小说与散文的尝试,只是各种元素的配比不大一样。我的《日夜书》里情节不算少,但我有意留下一些回忆录的笔法,留下一些毛边、不对称、跳跃性的空白,使它更接近生活和回忆的原貌。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有些起承转合得十分标准和严格的小说,自己也会写一些。
记者:您认为散文这种文体是否有边界?
韩少功:丘吉尔是个政治家、演说家,却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庄子的理论文章,也可以当散文看。在俄国文学传统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说”,无韵的叙事统统叫散文。我们不妨把散文当做一种弹性最大的文体。
记者:在文学创作之外,您曾经的一系列迁移、辞职、“裸退”等行为也颇引人注目。为什么这么做?
韩少功:有一些投身公共事务的经历,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不擅长行政,事办完了,当然应该下台走人。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但定力方面可以打高分。我阶段性地住乡下,可以靠近自然和底层。眼下不仅国人浮躁,好像全世界都浮躁。信息爆炸造成了第一晕,恶性竞争造成了第二晕,城市太大造成第三晕……一个作家应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有一点抗晕的本领。
记者:您对人对事对文学,有自己的一套准绳与思考,当二者出现某些冲突时,您会不会感觉痛苦?
韩少功:我这个人四十岁以前有一些脆弱,还是年轻人嘛。一是关于结果:有时候明明自己费力了,但结果不好,令人灰心。二是关于团队: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后来发现不是,于是觉得自己很受伤。现在的我可能有点没心没肺,叫做“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不再那么看重得失和亲疏,所以就不容易受伤。
(《羊城晚报》6.9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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