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一定是善法、良法之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更要求“法律可依”，即法律应具有“可遵循性”，“法律要求必须做的一定是可能做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相比，主要的不同在于“有法可依”和“科学立法”，也就是说要从“有法可依”走向“法律可依”，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转变。

    法治一定是善法、良法之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更要求“法律可依”，即法律应具有“可遵循性”，“法律要求必须做的一定是可能做的”。

    在我国，“法不可依”的现象值得关注。立法过于原则、概括，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矛盾冲突多，且长期得不到纠正，政府、市场主体、司法机关“各依各法”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法律过于严格，导致法律很难被严格贯彻执行；有些法律早已过时，但没有及时修改或废止；权力、权利、义务、责任配置不平衡，个别法律甚至违反基本的法治原则、法治精神。也就是说，“法不可依”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解决“法不可依”问题，需要消除立法部门化。立法部门化主要表现为：部门主导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立法的进程；决定规章的内容与出台时间。

    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限制公权力，而部门主导立法就很难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行使立法权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从主导立法的角度进一步充实力量，真正担负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任。一是适时回收《立法法》规定的应当由法律规定事项的立法授权，及时出台法律，提高立法层级。二是监督国务院及时出台法律授权制定的配套行政法规，保证法律的健康运行。三是及时纠正与宪法和法律不协调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当前，需要启动大规模法律清理专项行动，建立能够保证法律统一的动态长效机制。（《学习时报》6.10 刘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