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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抓获的中国劳工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穷途末路的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这时，在日本的秋田县花冈町爆发了一场中国劳工的暴动。俘虏变劳工
1944年7月28日，一艘名为“信浓号”的日本货船从青岛启程驶往日本，船上满载着侵略者从中国掠夺的大量财富。300多名中国青壮年被塞到了底舱，一同运往日本当“劳工”。
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信浓号”在日本下关靠岸。随后，中国劳工被带到了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中山寮”是为中国劳工设置的收容集中营）。花冈町是大型土木建设企业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在地。这里有一座大型铜矿，花冈矿山被指定为“军需工场”。1944年起，先后三批中国劳工被运往此地。
对于劳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一天得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食不果腹。不仅如此，日本监工对中国劳工尤为残忍。到1944年底，已经有四五十人被饿死、打死、病死。
风暴酝酿
在中国劳工中，由于耿谆被俘前军衔最高，为国民党军上尉连长，于是他被日本人任命为劳工队大队长。但他并没有成为日本监工的帮凶。
耿硕宇曾听父亲耿谆说起，其实在到达中山寮不久，耿谆就萌生了暴动的想法。1945年6月，日本掳至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已经有近300人死去。这个月的月初，一名中国劳工被日本人活活打死，成为“花冈暴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耿谆最先联系的是第二小队队长李振平。两个人在石家庄的俘虏营中就熟识了。随后，两个人又开始秘密联络更多的参与者。暴动的时间最终定在1945年6月30日23点。
不准时的暴动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逼近着。6月30日22时，计划围攻监工寝室的劳工张金亭等人潜伏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时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暴动者都遵守着约定的时间。由于劳工们都没有表，有些人估计着时间差不多，就开始动手了。
被派去看守电话机的刘锡财就在这时干出了大动静。他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切断中山寮和外界的联系，于是手起镐落，几下把电话机砸个稀烂。静夜里忽然爆发巨响，让暴动提前被发觉了。
日本监工宿舍里有人惊醒，很快吵嚷起来。屋外的张金亭只能提前带人冲了进去。由于很多位置尚未布置好，最终逃走了三名监工。随后，附近的警力便开始集结。7月1日中午之前，所有逃跑的劳工全部被抓。一个叫柳寿鑫的幸存劳工回忆道：“一个个劳工，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很多人因此死去。
除了耿谆等暴动的主谋，其余活着的劳工都被押回了中山寮继续干活。
耿谆等人被带到秋田县监狱，分别收押。耿谆因为是“首魁”，被判死刑，其他12人被处以2年至10年不等的徒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1月24日起，中山寮的500多名劳工分批回国。秋田县监狱后来被美军接管，对耿谆等人的判决被宣告无效。
1948年3月1日，国际法庭对花冈案宣判，原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长河野正敏被判处无期徒刑，寮长伊势与“辅导员”福田、清水被判绞首，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与警察后藤被处以20年徒刑。
所谓“和解”
1989年12月，“花冈受难者联谊筹备会”成立，耿谆任会长。联谊会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二、要在中国和日本各建一座花冈纪念馆，提醒后人不忘历史；三、鹿岛建设公司对作业所的986名中国劳工，每人应付五百万日元。
鹿岛建设公司对这样的要求并不认可。1995年6月28日，耿谆等11人代表全部花冈劳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直到2000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才达成“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出资5亿日元作为花冈中日友好基金，用于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986人）、遗族的慰灵、生活资助等方面。随后，鹿岛建设公司又单独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解释道：谢罪只是道义上的，鹿岛不负法律责任。照此解释，5亿日元基金的性质就变成了救济、援助。
耿谆始终没有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他说：“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的捐出，只要他们认罪和带有认罪性质的赔偿。”2012年8月28日，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家中去世，享年99岁。至死，他也未去领取一分钱的“花冈中日友好基金”。
（《北京日报》6.18 崔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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