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是桂中枢主编的英文周刊，封面上“中国评论周报”（不可译作“中国评论”）六个汉字是蔡元培题署的，１９２８年５月在上海创刊。１９３４年１月起温源宁加入了它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撰稿编辑）行列。温源宁有很多论文和书评在上面发表――Ｔ＇ＩＥＮ Ｈ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岳麓出版社出版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中文本，译者是南星，书名叫“一知半解”。２００１年２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陈子善编《一知半解及其他》，收入南星译本和六篇温源宁评论文章的中译本（《人间世》第十一期林幽译《轨范季刊》、第十九期《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漏辑）。
２００４年１月，岳麓出版社又出版“温源宁著、江枫译”的《不够知己》，责任校译是刘果，责任编辑是刘果，版式设计是刘果。正文每叶上面是原文，下面是译文和注释。设计得真好玩好看；如果再配上人物照相或画像，那就更妙了。不过，责任者假使把设计的心思稍分摊到编校上，那就是我们读者的福气了。唉！
从《序》里的话（“敬业的刘果硕士费心策划、热情邀请”云云），可以推想译者没有翻过《中国评论周报》，也没有见过别发洋行出版的《不够知己》，也不知道《一知半解及其他》，好像只借鉴了《一知半解》。这样，他信笔洒出的一知半解也就不足怪了：“《中国评论》Ｕ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人物速写? 专栏从６月起便改名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知交剪影?，所刊文章绝大部分均不署名，只有一篇文末署有两个字母的缩写字头……除了一篇显然来自读者群中，这些文章不论署名不署名，编者也就是作者……温源宁留给后人的文字，似乎也就是这么四十几篇人物小传了。”
出版家似乎有编全本或足本的权力，但最好能尊重著作家的定本或原本。温源宁从已刊的二三十篇里选出十七篇，自是他的主权，自有他的理由：那些没署名的小传不都是自家写的，有的小传因“气坏了好多人”而不宜收编，有的写完就不很满意。死了二十年，“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温源宁当然管不了别人的“搜拾弃馀”。编译者既然做主“把这个文集视为温源宁所著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足本”，那“文集”的编次按理该照用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然后再把作者挑剩的依原著体例，以发表时间为序，附录于后。可“这个文集”全不顾温源宁自己的意匠心花（原著郑重地在标题下标明问世时间），竟以传主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编排（《武连德博士》则错简），也没有表示哪些是温著集外文，并且遗弃了原书的序文。
辨识文章的主名是个力气活儿，“编者也就是作者”的“判断”可也忒省心省事了。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连《中国评论周报》都不闻，连温源宁的作品都不问，怎么就矜诩创获编“足本”呢！作为温源宁的高弟和良友，钱默存当时记温源宁“写了二十多篇当代中国名人小传”，或许少说了点儿，而这个“足本”一下子弄出四十几篇，不亦多乎哉！
《王德林，“一战斗的公牛”》格外长（译者居然花两个半页去注释“二十一条”），原本有作者署名――Ｌ．Ｙ．，就是《中国评论周报》主编助理兼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专栏编辑的林幽（Ｌｉｎ Ｙｕ）。假如策划者留意到篇末署的Ｌ．Ｙ．，那译者手里就不会有它的复印件了。伯蹇叔盲，求玉获石，害得译者出面解释：“Ｌ．Ｙ．应为本文作者名字的拼音缩写，待考。”咳，编译者轻易抛弃了职权，愣留“待”读者自“考”。
《刘铁云先生》（原文无“先生”）英文本有编者的题注，说明是据传主之侄刘大钧发表在《人间世》上的文章编译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ｙ ｈｉｓ ｎｅｐｈｅｗ? Ｄｒ．Ｄ．Ｋ．Ｌｉｅｕ，ｉｎ“Ｔｈｅ Ｊｅｎ Ｃｈｉｅｎ Ｓｈｉ＇ｈ”）。刘大钧也是《中国评论周报》的撰稿编辑（曾任主编顾问），《刘铁云先生轶事》刊于《人间世》第四期（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０日），改编者不会是温源宁，因为温源宁不怎么通文言文。在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里，挨着《刘铁云》的是《章太炎》，也是据《人间世》第十一期上曹聚仁《章太炎先生》编译的，“足本”就没收――莫不是落了？
高君珊、顾静徽两个女人的小传，写的情事（温源宁未尝留学美国），用的口气，明摆着非温源宁所作。作者像是传主的同性同学（第６５页：“那天夜晚，在安阿伯南区大街的一间顶楼房间里，同在一起的有我们三个”云云，第８２页：“我们曾在同一套公寓内住过六个或八个星期，我做饭，她洗碗”云云）。葛龚莫辨，雌雄迷离，就一骨脑儿拣进篮子里。
《叶公超先生》（按原文无“先生”，正文称作“叶教授”）也不是温源宁的作品。译者在“像温源宁先生一样”后加注说：“由此似可推断，此篇或为温源宁先生所约之稿。”其实前面的“我还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和他谈话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有点腼腆又有点顽皮的年轻人”，更可证明作者绝非温源宁。这篇小传很可能是钱默存所为，用词运典都可以在钱著里得到印证。当初吴宓小传一流布，就有必出钱默存手的流言。
“温先生那枝生龙活虎之笔到处都辨认得出”，所以《陈嘉庚，有理想的商人》《冯玉祥先生》两篇很可能不是温源宁的作品――至少也得“阙疑”。钱默存曾呵叱有骨董癖的专家学者“宁受百罔，冀一得真，初无拣择也”，恰好是本地风光。
有误收，自然会有误漏。《中国评论周报》第七卷第四十七期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上的老舍小传，“Ｈｓｕ Ｓｈｅｈ－ｙｕ（舒舍予）”，就在策划者的眼皮底下溜过去了，译者自然无由作炊。至于溥仪小传的遗漏，没准是因采辑者误认传主为洋鬼子呢。
失落个把篇章浑闲事，割裂数节文章最恼人。
《序》称《为林文庆博士一辩》“显然来自读者群”（按宜列入附录中），莫非“一个读者群众”的匿名信？却又作怪！其实，那投书好汉姓Ｗａｎｇ名Ｆ． Ｔ．（王福田？），“足本”何以不够意思地灭口匿名呢？原来，那封信很长，占了《中国评论周报》两页，策划者光复制了前一页，刚刚是原文的一半，活生生腰斩了人家的辩护词。原文第四节最后一句是：“Ｉｆ Ｄｒ． Ｌｉｍ ｉｓ?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ｐｌａｉｎｌｙ? ｓｕｃｈ ａ ｈｕｍｂｕｇ? ａｓ ｙｏｕｒ ｗｅｌｌ－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 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ｎｏｕｒ ｏｆ ｈ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ｅｎ－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ｉｓ ｉｔ ｆａｉｒ ｔｏ ａｓｋ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ｈｅｅｄ ｗｈａｔ ａ ｌｏｎｇ－ｄｅｃｅａｓｅ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ｅｉｚ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ａｓｔ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ａｉｄ ｈａｌｆ－ａ－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ｇｏ？”而“ｐｅｎ－ｐｏｒｔｒａｉｔ”以后排在下一页，译者竟贸然在“ｉｎｔｉｍａｔｅ”后打上句号，蛮横地阻截了言论自由。如此卤莽灭裂，殊令人咋舌瞠目。
不特此也，冯玉祥、林可胜、刘铁云三个小传的最后一大段，也都因原件转入下页而惨遭割尾巴。好在王、冯、刘本不是温源宁的作品，清洗就清洗罢。但愿鉴赏家别从而夸饰温源宁文章玄妙，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编译者“敬业”的马脚狐尾倒因此而露了。
编译者如此毛手毛脚，字里行间的丢三落四自不能少了，信摭两例。第６页：“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ｓｉｎａ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ｙｃｏｔ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按原本如是：“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ｓｉｎａ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１９２８? Ｍｒ． Ｔａ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ｙｃｏｔ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不用说，“济南事件发生后，他在南洋抗议运动中的表现激怒了日本人”云云当然是“超现实主义”的翻译了。第３５６页“Ｎｏｗ－ａ－ｄａｙｓ”的前面也脱漏了一句：“Ｉｔ ｉｓ ｓｅｌｄ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ｎｅ ｃｕｐ ａｔ ｄｉｎｎｅｒｓ．”至于丁文江小传末了原有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Ｈ． Ｇ． Ｗｅｌｌｓ）”一句，也许是给译者故意剔掉的。第６页的“Ｈｉｓ”亦为原作“Ｍｒ． Ｔａｎ＇ｓ”的擅易。
作为译者，尊重原作者是最起码的，对原文得忠实得亦步亦趋。编译者除了不礼貌地无视温源宁著作主权，还自作主张在好多题目上添加“Ｍｒ．”（先生）。如《冯玉祥先生》，原作“Ｆｅｎｇ Ｙｕ－ｈｓｉａｎｇ（冯玉祥）”，“先生”哪来的呀？对文人来说，冯玉祥似乎也不配冠以“Ｍｒ．”，原文可是称“冯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ｅｎｇ）的啊。褚民谊小传题目本来也没有“先生”，正文是称呼“Ｄｒ．Ｃｈｕ”的。什么人冠“Ｍｒ．”，什么人不用戴“Ｍｒ．”，非率尔漫与也，也是温源宁春秋笔法之一端。
此外，译者还大胆芟夷原文中的汉字，真不像话。原题大都有人物的华语姓名，像“Ｄｒ．Ｌｉｍ Ｂｏｏｎ Ｋｅｎｇ（林文庆）”，否则译者上哪儿知道传主谁是谁呢。《高君珊女士》里的“文章虽好，性命要紧”也是原文自备的。又如“Ｍｒ．Ｓ．Ｇ．Ｃｈｅｎｇ（程锡庚）”篇原作：“Ｈｅ ｉｓ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ｏｆ Ｋｉａｎｇ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江南高等学堂），Ｎ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ｓ ａ Ｃｈｕ Ｊｅｎ（举人＝ Ｍ． Ａ．），ｂ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举人相当于硕士”是温源宁向洋人解释“举人”的，怎好一刀切去呢？译本还落了第一个“ａ”，句法就此不通。还把“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的变成小写。当然也会把小写变成大写，如第１４３页的“Ｃｈ＇ｕｎ”。这些小毛病也许不值得提。同时，教人纳闷的是，译文中无必要地搀杂英语，如第６８页“《Ｌｉｆｅ Ｗｅｅｋｌｙ》（生活周刊）”――何不径作“《生活周刊》”？
译者还妄自变动原文段落的分合。第７５页“Ｉ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以后在原文是自成一段的，第１７８页“Ｆａｒ ｂｅ”以后则不应分段。第３４３页“Ｈｅ ｗｅ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云云也不该另起行。不一一。译文也有混作一团的时候，如第４７页“冯博士外表质朴”（按原作直呼“冯”）那一段。
江枫的译文比南星好多了，但不可能不讹。“Ｄｒ． Ｌｉｍ Ｂｏｏｎ Ｋｅｎｇ（林文庆）”给译成《林文庆医生》，其实该译为《林文庆博士》，里面的“Ｄｒ． Ｌｉｍ”都该是“林博士”，接着的《为林文庆医生一辩》亦然（４页的“林文庆医生”亦误）。只要看头一句：“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Ｄｒ． Ｌｉｍ Ｂｏｏｎ Ｋｅｎｇ ｉｓ ａ ｄｏｃｔｏｒ”，译本作：“林文庆医生，论职业，是一名医师”，岂不成了废话或文字游戏了？林文庆曾获得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鲁迅曾在他手下做过事，在《海上通信》里就称“林文庆博士”。第４５页把“Ｈｅ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译为“冯友兰是中国的哲学历史学家”，别扭，好像不如“他是中国哲学史专家”好。
译者踌躇满志地说：“为了弥补原作者议人论事之或有偏颇，也是为了便于读者较好地理解七十多年前的人与事，为了使得这些字数不多典故不少、特别是充满了洋典故的文章变得好读一些，我们还尽可能附加注释以为背景资料。”哪里呢，温源宁又不是在作“新古典主义”的诗歌，报章上的人物小品也不宜“充满洋典故”啊。而照文后的注释看，译者似乎把文中提到的人名当成“典故”了。引征人物和言辞不都是用典。真正偶有的“洋典故”，如叶公超小传里的“ｔｈｅ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ｉａｎ‘ｈａ? ｈａ?’”，译者偏又畏避过去了。
他们私下预设的“读者”，也许都是中学生，只要看《冯玉祥先生》里大面积地抄录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的简历。假如说为了扩张书的面积体积而逢人就注，那就冤枉了译者。《冯玉祥先生》中的慈禧太后、蒋介石就没注，想来缘于妇孺皆知他们罢，而阎锡山的不着一字当系挂漏。《刘铁云先生》居然把大名鼎鼎的Ｌｉ Ｈｕｎｇ－ｃｈｕｎｇ（李鸿章）音译成亡是公“李鸿椿”，实在说不过去。偶有重复注释的，如戴季陶（第３４页和１８８页）。兰姆的详注不位于“中国的兰姆梁遇春”篇，倒落入周作人小传后。
注释大多是照搬工具书，往往和正文不大贴边，繁而无当。就拿头一个注来说：“他为《东方杂志》写过一篇自传性文章，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畏惧失败总是可耻！’”（按总字原作才字，译者误识误抄），其实这用不着注，要注就该注明陈文在《东方杂志》哪年哪期（《畏惧失败才是可耻》见１９３４年４月号），大意如何，而译者光知抄出《东方杂志》的简介。又如第４５页“正如沃波尔所说的那种与刻苦努力共生的枯燥”，译者并没有拈出“沃波尔所说”的出处，而注中“他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们铭记”云云想是翻译或复制来的――今天什么人不仅记得而且“铭记”沃波尔啊？
第３９页：“目前，国外出现了一种新型狂热运动?６?，丁博士已经成了这种新型狂热主张的传教士”，可注释里并没有那个“狂热运动”的注，想来是注不出了，偏又忘删掉早先设置的注释序号。据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狂热运动”指“苏俄的共产”，丁文江把“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当“宗教信仰”，“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
温源宁说“在兰姆作品中一再读到伯顿”，译者查辞书于第１４９页做出这样的注释：“学者罗伯特・伯顿（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ｔｏｎ）和探险家查理・伯顿爵士（Ｓｉ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ｔｏｎ）全都有著作传世，不知所指是谁。”这有什么不好“知”的？翻翻兰姆的书不就得了？再说，死于１８３４年的兰姆会称引生于１８２１年的查理・伯顿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译者不惭言“不知”，想必靠这句圣训来撑腰壮胆。顺便说一句，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ｔｏｎ，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忧郁分析）那部大书，钱默存也相当爱看，连《围城》里都称道。
《孙大雨先生》（按原文无“先生”）：“就仪表而论，大雨算不上一颗明星。人们不会认为他是另一个温飞卿，却会认为他是另一个贺铸”（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 Ｄａ－ｙｕ ｉｓ ｎｏ ｓｔａｒ． 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ｈｉｍ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ｅｎ Ｆｅｉ－ｃｈｉｎｇ（温飞卿），ｂｕｔ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Ｈｏ Ｔｓｕ（贺铸）），２２５页注释了温飞卿，半个字不提飞卿因貌陋而诨号“温钟馗”这码子事儿（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万一译者晓得“温钟馗”、“贺鬼头”，“ｉｓ ｎｏ”也许就不翻作“算不上”而译成“绝不是”了。“人们”云云太缪纠了，也误解语法――“大家觉得大雨并非温飞卿的翻版，而是贺方回的再世”，岂不信达雅！
第３３１页的“奥斯伯特・伯德特所著《比尔兹里时期》”，译者光注释“比尔兹里”，不注“奥斯伯特・伯德特”（１８８５～１９３５，英国文艺评论家），也不注“《比尔兹里时期》”（副题是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２５年出版）。避实逃难，趋易就虚，有如此者！
有的人物生卒年确实不好查，而像盛成（１８９９～１９９６）、王文显（１８８６～１９５５）、吴经熊（１８９９～１９８６）这样的大名人，一索即得。正如法国大哲学家Ｇｕｙａｕ（居友，１８５４～１８８８），不该出咱们读书人常识之外，不劳“待考”（第１３０页）的。
校勘错误也不老少。
标题错误。“Ｆｕｎｇ Ｙｕ－ｌａｎ”原作“Ｆｕｎｇ Ｙｕ－ｌａｎｇ”（冯友兰）。“黄卢隐”也该作“黄庐隐”。“Ｍｒ．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ｇ－Ｑｕｉｎｃｅｙ”的连字符在《王文显先生》里遗失。目录页的“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则衍馀了连字符――“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斜体字错误。第１１３页“ｈｅ ｉｓ ｔｈａｔ”的“ｔｈａｔ”原文作斜体，第３３７页的“Ｅｔ Ｄ＇ａｒｔｇｎａｎ”亦然。此类多不胜举。当然，也会无端做斜体字的，如第２２８页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第３８１页的“ｃｈａｒｇｅ ｄ＇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标点错误。第１３页“Ｗｉｔ”后的逗号是句号之讹。第５３页一开头就落了个破折号。第３０１页“诗人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欧美”，里面的点号不知跑哪儿去了。
文字错误。第３０页“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ｓ”是“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ｓ”之误。第１０９页的“ａｗａｙ”漫漶。第３５９页“ｓｅｃｏｎｄｗｉｎｄ”原作“ｓｅｃｏｎｄ ｗｉｎｄ”。第１９页“１８３９”是“１８９４”的错误。陈嘉庚也会两次化身成“陈家庚”（第５、１６１页）。第１５９页“道”是“山道”之误。第２０３页的“桀骜不驯”的骜字给改造错了。第２２７页“孙过庭论述中国书法的著作《孙过庭书谱》”，后一个“孙过庭”显然赘衍。第２８３页把胡先?名字弄坏，想该由电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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