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斯科特（Ｊａｍｅｓ
Ｃ．Ｓｃｏｔｔ）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广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
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２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而这些项目为什么往往却只是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呢？斯科特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维埃集体化的农业，从巴西利亚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从流行的度量衡、土地制度、姓的创造和标准化的语言以及交通模式的集权化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这些“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运作和失败所暗含的逻辑”，为我们阅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产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失败
“国家的视角”其英语原意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或“像国家那样来看待”（Ｓｅｅ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Ｓｔａｔｅ），国家视角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第３４０页）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视角的产生与那些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失败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斯科特把“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的巨大灾难产生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Ｈｉｇｈ－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或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斯科特眼中，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在中央，并且它的视野是概括的。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而社会也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我们常说的“科技治国论”、“科学拜物教”内涵非常相似。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其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如果说重塑国家的简单化倾向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整个社会和人类自然的话，那么“极端现代主义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但前述的两种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它只有和国家的政权结合起来，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官员和科学官员倡导和操控下才能进行。
因此，只有那些独裁的国家才有能力去违反人们的意愿实施大的社会工程。“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２２３页）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御国家的强大压力，往往会变得很顺从。而且“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得公民社会变得更软弱。”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强制的社会工程，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只有接受，即使是消极地接受。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第６页）也许，我们在阅读中，会受到标题的误导，认为正是由于“国家短视”导致了这些乌托邦项目的实施。其实，斯科特强调更多的是这些社会工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运作。社会的清晰性和极端现代主义的实现靠的都是权力的作用，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想要达到的，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只有现代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才带来了实现欲望的工具和平整乌托邦的社会基础。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所淹没，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
但是这些如此之大的项目，或者被自认为“好心的”项目，为什么最后都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或以失败告终，或开始显现出失败的征兆呢？斯科特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详尽考察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些项目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在每一项社会工程中，我们都能看出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自然生态环境的知识的匮乏，而非正式项目、地方性的知识、社会的实践、“人民的视角”也许才是实施这些项目的关键。但是它们却被那些正式的项目、国家的标准化的知识和“国家的视角”所挤压，它们只有做出适应和逃避。
当然，对于一项社会工程是否成功或失败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取决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所持的立场。也许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那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即使如此，斯科特认为那仍是暂时的，最终仍然是失败的，只是还没有最终显示罢了），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如科学林业和土地制度；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如语言的标准化、姓的创建、乌贾玛村庄以及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但是正如那些发起者公开宣称的那样：造福于参加者而不是强化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那些参与者带来了什么呢？显然，以此而论，这样的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是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
同时，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有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识别不会像中国的大跃进那样容易。而且这些工程常常还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如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农民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事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也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二、米提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知识
正如斯科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他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往往会带来无序。
当然正像本书的副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Ｈｏｗ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Ｆａｉｌｅｄ）?本书的偏重是要对那些项目如何失败的做出他的解释。但是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然而为了避免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他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因为，在斯科特的理念中，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因此，他仅试着给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但是他对“米提斯”（Ｍéｔｉｓ）概念的崇拜，从文中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这个概念提出正是为了强调实践知识、非正式项目的重要性。但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斯科特发现了语言在表达思想上的贫乏。他虽然从古希腊语言中引用了这一概念，但是他并没能够给出它精确性的界定来。在英语中，与Ｍéｔｉｓ相近的单词有ｍｅｔｉｅｒ，具有“混合的”意思，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谨慎的、仔细的”。但这在斯科特看来都不能表达Ｍéｔｉｓ的深刻涵义。因此，斯科特利用了列举和比较的方法来阐释他的这一概念。但即便如此，斯科特也避免用很明确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而是以很“狡猾”的方式从一些角度进行分析。也许，他想把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意境留给读者，让他们自己去体味，深思。但此处笔者还是尝试着就他的论述作了归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斯科特的“米提斯”有这样的几层含义：其一是其特殊性或曰地方性。这种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属于一种地方艺术，是当地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第４４３页）；其二是其具有实践性。在我们从书本可以得到的知识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就像人们不管读了多少教科书，如果没有实践，就不可能真正会游泳一样；其三米提斯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这种知识处于不断发展中；其四是其具有可塑造性。“米提斯决不是僵硬的铁板一块，而是可塑的、本土的和有多重涵义的。”（第４５８页）斯科特认为，正是因为米提斯依赖特定的背景、具有不完整特征，使其具有渗透性，乐于接受新观念；其五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不可以用经济学那种精确性来进行预测和计算，也没有严格的逻辑，而是重视实践经验和随机的推理，且“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实践中的问题。
正是在“米提斯”概念的基础上，斯科特也试着给出了几点很宏观的法则（但是仍然很谨慎很谦虚地），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告诫，他认为这几条法则基于实际的经验，“如果遵循它们，也可以使发展避免灾难”。首先是任何社会规划都采取小步走的方式，前进的步伐缓慢一些，边看边走；其次是鼓励可逆性，许多失败的社会工程都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应该在社会规划中鼓励那些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倒退回来的机制；第三规划要有弹性，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在规划中要为人类的创造能力留出空间。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所以人们要收起自己的傲慢，这正是行动层面上避免失败的关键。
三、斯科特的视角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四十年的学者，斯科特并不想也没有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而是深入到村庄从事田野研究工作，这也许正是他能深刻洞察社会真相的真正原因，从而也给我们带来知识上愉悦和收获。当然这本书中，斯科特也运用了很多的文献资料，但这在我们看来这并没有使其解释力有所下降。全书中贯穿了他特有的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国家的视角》运用了斯科特惯常的研究方法――比较的研究方法。这也正是他进行这项研究的优势所在。从国家视角、正式项目与地方经验、非正式项目，从勒库布西耶与雅各布有关城市建设理念，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现代主义理念与卢森堡、科伦泰的批判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比较研究的热衷。即使斯科特保持价值中立（其实斯科特并不讳言他的价值倾向，这无论是他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感情还是对米提斯的崇拜方面），也仍然会让我们对那些简单化的大型社会工程厌恶与弃绝。
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对于一些事物和现象会表现出麻木和冷漠来，即便这些现象是多么的不公正或者具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也许是受“身在此山中”视野的局限，也许是习以为常了，认为无足轻重。但是斯科特给我们刻画的却是另一幅图景，让我们在叹为观止的时候，感觉某种悲苦来：我们自以为正确或成功的事情为什么会是失败的（当然这是通过斯科特的眼睛看到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所忽视或看不到的。这也正是斯科特的局外人或者旁观者的优势。斯科特对马来西亚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对东南亚人民的日常抵抗的研究（詹姆斯・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和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他一方面介入进去，但另一方面他也时刻保持那种旁观者的清醒。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会看到斯科特对女性经验的推崇。书中很多地方都借用女性的眼光来分析和看待那些大型的社会工程。如果用正式项目和非正式项目、国家视角和地方实践之间的对比来类比的话，妇女经验无疑代表了那些非正式的项目和地方实践。在对雅各布的论述中，斯科特认为“‘妇女的眼光’对于雅各布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词汇）”。“许多男人也对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给予了深刻的批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她的结论。”（第１８４页）雅各布所经验的城市并不仅仅是那种日常工作奔波获得产品和服务的地方，她的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城市街头的日常生活。她所仔细观察的活动，都不是单一的目标和狭义上的明确目标。雅各布的妇女眼光就是他认识到人类的许多活动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因此城市的目的应该支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妨碍它”。斯科特引用了雅各布的论述：不断失败的城市规划教条要想成功就需要性别角色。同样，他称卢森堡为“革命的内科医生和助产士”，把科伦泰作为妇女的“辩护人”，认为科伦泰所代表的妇女工作“对他支持工人的反对派一事有直接影响”（第２２５～２３６页）。
最后，再看一下斯科特的立场，斯科特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那些大型工程项目的失败的呢？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斯科特也许仅仅是站在局外人角度和立场，他只是客观地来观察那些项目。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也许斯科特的立场是国家的角度，但是他的视角是地方性的。尽管如斯科特所说，他不愿意如那些极端现代主义者提出一些强有力的范式，因为那样会陷入极端、表现得武断。但是我们能够明显感到，它对于地方性的、传统的和习惯性的知识的过分推崇。尽管他想为自己辩护，但是书中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很明显的。所以别人对他的批评也不无道理。阅读斯科特著作，我们能够发现，他仍然对那些拥有权力的国家官员和科学官员抱着希望，他传递给国家的是要尊重地方性的实践经验（米提斯），他基于经验的“几条法则”也是希望国家决策时，能够考虑更多的方面。但是仅仅寄希望于国家的一方能够确保大型社会工程避免失败吗？如果是那些独裁的、没有远见卓识国家，失败仍在所难免。我们还要问的是，斯科特在这儿想传递给人民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人民认识了那些工程难免失败时候，他们应当如何做？他们没有能力又当如何呢？如果公民社会不能建立起来，变得很强大，能与国家相抗衡的话，那些大型社会工程也许会照旧出现。当然，也许斯科特这本书中无意对这些做出过多论述。他想把这些艰辛的思考，连同他的祝福留给我们。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版，３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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