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我不断地收到一些读者、学者的交流电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对我进行了专题采访，制作了四集历史纪录片《抗日同盟军》，该片播出后，一直有观众和读者询问我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以及研究的一些相关情况。
察哈尔抗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事件。据粗略统计，与察哈尔抗日有关的电报、布告、信函计约四百多件，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近百篇。察哈尔抗日事件的过程中，平绥路交通阻断两次，严阵以待的国民党攻察部队拥有铁甲车八列、飞机两队，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五万，一触即发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参与其中的政治军事势力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察哈尔抗日事件的核心人物冯玉祥本人在此期间思想与行为、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差异性，还表现在一系列是非纠葛的纷繁复杂。从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对这一问题虽有一点零散的涉及，但对有关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与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对其做一整体联系的考察者尚属未见，缺乏系统、深入而公允的研究成果。
在查看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察哈尔抗日的资料比较庞杂，有些是第一手的档案文件，有些是当事人和当时人的记述，也有大量的报刊述评和回忆材料。但这些资料的科学价值差别较大，其中不乏虚假史料，如有的是因为特定政治环境而做的迎合之辞，有的是出于个人偏好的夸大之论，还有的是因应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而编造的。本书所选用的资料，第一类是大陆和台湾一些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件，特别是系统地研究和利用了学界很少注意到的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的《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和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所藏档案等第一手材料。第二类是冯玉祥、胡汉民、李烈钧等人的电报、文函、日记。第三类是《察哈尔抗日实录》《长城察北的抗战》等当时人的各种著述刊评。第四类是冯玉祥的随从、部将、故旧以及其他各类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这些回忆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察哈尔抗日期间的有关问题。但这些材料有许多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有关察哈尔抗日问题的事件发生、党派及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不免受到回忆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氛围的影响，使材料本身在历史视野上受到很大限制，打上了回忆者主观偏好的烙印。这种状况要求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予以认真辨析，尽量剔除其中的感情因素，避免以后来的想象去臆测过去，这样才能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在研究中依据实事求是原则，对相关人物的阴暗面不隐讳遮掩，对其由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局限性不求全责备，而对其历史贡献也不过分拔高，力图做到持论客观公允，展现察哈尔抗日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察哈尔是中华民国史上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省，今分属北京市、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察哈尔地处抗日前线，冯玉祥１９３３年在此组织抗日武装，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伪军作战，收复失地，史称“察哈尔抗日”。察哈尔抗日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复杂交错，其中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有国民党中央与反蒋派系的矛盾，还有冯玉祥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可以说，察哈尔抗日是当时中国社会政局的一个缩影。拙著以察哈尔抗日为主题，主要研究这期间冯玉祥与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由于冯玉祥自中原大战失败后一直试图崛起，察哈尔抗日的发动，可以说是他几年来寻找出路的结果，因此拙著的研究内容包括从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主要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直到１９３３年察哈尔抗日期间的历史。
察哈尔抗日这一论题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笔者主要是选取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首先阐述冯玉祥出山活动及其发动察哈尔抗日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在时间上对察哈尔抗日事件的酝酿、爆发、开展以至最后失败的基本脉络进行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始终都活跃着除冯玉祥之外的多种政治军事力量，拙著重点即是对分别属于国民党阵营和共产党阵营的其他政治军事势力和人物的活动进行专题分析，着重展示他们在察哈尔抗日这一小小的政治舞台上反蒋抗日的活动图景，探究冯玉祥与其他反蒋抗日派之间的互动关系或恩怨矛盾，努力展现一幅察哈尔抗日的立体画面。在国民党方面，包括胡汉民等西南反蒋派、宋哲元及其所率二十九军、李烈钧等在沪党国元老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在共产党方面，首先叙述苏联、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由于俄罗斯方面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档案文献迄未得到，笔者仅是利用现有资料对其进行初步探析。接着论述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其中包括中共北方特科和中共临时中央、河北省委关于同盟军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的一系列具体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共同盟军工作失败的根本原因以及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最后就张慕陶、吉鸿昌与察哈尔抗日有关的几个问题，依据大量档案文件并比照其他史料，阐述其来龙去脉并作出历史评析。
笔者注意到，以往在冯玉祥研究领域，大陆和台湾分别存在着溢美、扬恶的偏向。大陆史学界往往因冯玉祥晚年曾联共或亲共，对冯给予过高的评价，台湾史学界的许多著述则因冯玉祥曾经反蒋，甚至与蒋介石大动干戈，而对冯的察哈尔抗日之举，或一概斥之，或略及而过。这种偏向的产生，在意识形态上，实际是中国革命史上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影响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在研究中力避沿袭过去那些既定模式来解析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实出发形成自己的见解，对涉及这一领域的诸多历史悬案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下略举几例。
一、关于这期间冯玉祥与中共的再次合作以及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问题
以往认为，冯玉祥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冯玉祥民主思想升华、积极寻求进步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果。在这次合作中，冯玉祥在中共的教育和帮助下，不但毅然抗日，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折，他认识到共产党主张的正确，对党的阶级斗争的误解得到澄清，成为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忠实伙伴。本书的研究指出，１９３０年代初，正值国民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共浪潮，这种大环境对冯玉祥的联共活动是个很大的制约因素。从冯玉祥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他在与中共接触的同时，还有来自其他方面更加重要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其中一些盟友是反蒋抗日的，但同时又是坚决反共的。就冯玉祥自身来说，他不会因为联共、亲共而失去与这些盟友的合作，失去国民党内多数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所以说，客观环境使冯玉祥不可能毫无顾忌地与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冯玉祥对中共的主观认识决定了冯与中共合作的思想高度也是有限的，特别是他明确反对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及其阶级斗争方式，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共前委的极左行动进行防范和阻止。他甚至因此而对由先前的主动靠近中共、欢迎合作，一变而为失望、怨恨以至最终不欢而散。冯玉祥之所以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再次走上联共之路，主要是出于与蒋介石进行权力斗争的需要。实用主义的目的决定了冯玉祥在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者是对他构成威胁时，就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共前委的“左”倾举措，一度干扰了冯玉祥的同盟军工作，但冯玉祥为何没有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军内采取“分共”办法予以处置呢？对此，一些回忆材料及论著称，这是因为冯玉祥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表明冯玉祥政治觉悟的提高。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也应作具体分析，因为冯玉祥与中共前后两次合作的背景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到同盟军后期，冯玉祥已处于一种很复杂的环境氛围和心理状态中，这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使他不可能在同盟军内公开“分共”。但是，不“分共”，并不等于“亲共”，或对中共政治思想的认同，也不等于冯玉祥要与国民党分裂。事实上，当他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处于僵持状态时，在维护同盟军声誉的同时，冯玉祥也主动寻求解决矛盾的和平途径，如秘密托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孙科、黄郛、李烈钧、简又文等人帮助斡旋。在双方对峙状态中，冯玉祥也一再向部下强调，决不允许向国民党中央军开枪。而最终解散同盟军之举本身，就是冯玉祥屈服于国民党压力的表现。
二、关于张慕陶问题
张慕陶，原名张金刃，１９３３年１月被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赴张家口工作。在整个同盟军时期，张慕陶一直是个重要角色，但他也一直是被当时的临时中央和河北省委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而批判的，甚至被指为“右派叛徒”、“奸细”、“托派”，说他的“张慕陶路线发挥了反革命作用”，最后，张慕陶被前委开除党籍。后来的许多回忆文章在提及张慕陶时，都特别注以“（后来叛变了）”或“（听说是托派）”等；有的在涉及参加同盟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时，根本不提张慕陶，对其在同盟军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不言不说，甚至说张慕陶是日本鹰犬、潜入张家口的托匪蒋匪等等。这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些学术论著采用，严重歪曲了张慕陶的历史形象。可以说直至今天，有关张慕陶的这些所谓历史问题仍是疑团重重，没有得到澄清。本书的研究表明，张慕陶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在抗日同盟军中积极开展上层工作，颇有影响。尤其是在筹建同盟军，争取团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方面，做了许多很见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使中共与冯玉祥等在一定时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是中共同盟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时期的所谓“前委路线”与“张慕陶路线”，其实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如果说有区别，只不过是张慕陶积极地执行了“与反蒋的国民党军人合作抗日的路线”，而前委则是消极地走上了“以冯玉祥等军事长官为中心的路线”。与“张慕陶路线”根本不同的，不是前委路线，而是临时中央路线。中共同盟军工作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张慕陶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破坏”，也不是由于“前委执行正确路线不积极，不坚决”，而是由于指导前委工作的临时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指责张慕陶的所谓“右倾错误”和“托派”、“联日”、“致使二师改编”等“罪行”难以成立，开除张慕陶党籍的前委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做出了决定，对党的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关于吉鸿昌与察哈尔抗日
长期以来，一些论著称，中共党员吉鸿昌发起或领导了察哈尔抗日；吉鸿昌的积极奔走和联络，促成了冯玉祥与中共、冯玉祥与方振武的合作。本书在广泛搜集并鉴别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对相关史实做了考证，指出，冯玉祥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接触与合作，早在１９３１年就开始了。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冯玉祥移居地处抗日前线的察哈尔省府张家口后，即从各方面筹备举兵抗日。１９３３年３月下旬，冯玉祥派随从高兴亚到天津动员吉鸿昌等旧部前来参加同盟军。４月１日，吉鸿昌从天津赶到张家口，三天后冯玉祥召见吉鸿昌。这次一见面，吉鸿昌就向冯玉祥“跪地认错”，对自己在中原大战后期曾经离冯投蒋表示深切痛悔，并在谈话中表达了自己愿以死抗日的坚定决心。两人取得沟通和谅解之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参加了同盟军，而且具有左的倾向，比较同情革命，但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察哈尔抗日失败后的１９３４年初，吉鸿昌由宣侠父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盟军时期，吉鸿昌与中共前委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同盟军重要将领方振武率部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合作的实际经过是：１９３２年底，方振武离开南京潜赴山西介休，集合旧部，成立了“抗日救国军”。他们原先拟与西南方面协同动作，南北联合反蒋抗日，并企图在河北省境内谋一立足之地。但行军途中遇到何应钦派兵堵截，反蒋抗日行动受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冯玉祥的极力动员和多方争取，方部才历尽艰辛来到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抗日。笔者做这些考证和评判，决非是要抹杀吉鸿昌在察哈尔抗日中的重要作用或贬低吉鸿昌的历史形象，而是在依据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毫无疑问，察哈尔抗战在吉鸿昌一生中是个引人关注的亮点。这一时期，吉鸿昌追求进步的精神和拼命疆场率部抗日的行动，以及后来在国民党刑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说明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抗日爱国将领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正如上文所说，察哈尔抗日是１９３０年代初中国社会政局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事件，拙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主要是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就内容的丰富性而言，与所列专题有密切关联的具体问题都尽量做了论述和交代，但仍有另一些问题没有涉及或涉入不深，如同盟军“理财专家”魏宗晋被刺案、同盟军重要将领邓文被杀之谜、方振武与冯玉祥的合作与矛盾等。本书出版后，有读者和观众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比如，方振武是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时的一些相关情况、吉鸿昌党籍问题背后的秘密、察哈尔抗日这段经历对一些历史当事人以后的复杂影响等等。看来，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努力写出一部详尽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史来，应是必要的。当然，这需要经过艰苦工作、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做出。
（《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王晓荣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１８．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