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世瑜先生认识已有三十多年了，先生长我近二十岁，既是我的师长，又与我是忘年之交。虽然他所研究的领域对我而言颇为陌生，不过，我对先生的治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长时间耳濡目染，也能略知一二了。现在，李世瑜先生百万余字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得以出版，实在是件幸事，笔者也就忍不住想说点儿什么。
“社会历史学”用李世瑜先生所下的定义来说，乃“是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深化调查方法或田野工作方法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采用各种手段取得资料，不仅仅依靠既有文献进行研究，目的是解决历史课题，或是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参考的一门学科……质言之，它是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起来形成的学科，英文可以定名为Sociohistory。”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也许早已有之，但李世瑜却是第一个将这种研究方法由自发转化为自觉，并以自己六十多年脚踏实地的工作，将这一研究方法完备化与系统化的学者。
李世瑜十九岁考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1944年他的毕业论文选题《中国秘密宗教的研究》就被历史学教授赵卫邦先生重视，将他引荐给当时辅仁大学的比利时籍教授贺登崧。贺登崧治学严谨，自创一套“方言地理学方法”，即以地理学为中心，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民俗学、方言学、宗教学等交叉，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里，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调查研究，从而在这个范围内全面开花。贺登崧的这种治学方法对李世瑜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他留校当研究生之后，曾两次随贺登崧去察哈尔南部考察，在那里，他们发现有许多秘密宗教的组织，主要的是“黄天道”。后来两人合著了《万全县的庙宇与历史》《宣化县的庙宇》两部书和多篇论文。在贺登崧与另一位德籍导师雷冕的共同指导下，李世瑜于1948年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这部专著，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考察与研究了一贯道、皈一道、黄天道和吕祖道这四大秘密宗教。
李世瑜何以偏偏对秘密宗教情有独钟呢？如果说民间秘密宗教属于“旁门左道”的话，那么，李世瑜的研究则是“剑走偏锋”了。说起来，李世瑜的研究选择确有其渊源所在。1922年，李世瑜生于天津。李氏家族当时住在天津市西北角二里外的梁家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家已四世同堂，足有七八十口人。如果再算上男女仆役，梁家嘴这片河湾，俨然是一个拥有一百余人丁的小社会。大社会复杂，小社会也不例外。仅这个家族内的宗教信仰就五花八门。娶进门的太太、媳妇，不仅带来了娘家丰厚的嫁妆，也带来了娘家的风俗习惯。来自省内外的男女仆人，更是把各地的风俗信仰都带进了这个小社会。什么“天地门”、“圣贤道”、“在理教”、“蓝万字会”，在一个家族之中，居然并行不悖地各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
面对家族内的种种迷信玩意儿，少年李世瑜感到无法理解，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曾亲眼目睹他的一位堂姐，患了白喉不延医诊治，却让一个跳大神的女巫给活活地折磨至死；他的一位伯父病重，把当年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的养浩如都请来了，开了药却不吃，要放到鸾坛上请济公“鉴定”，结果又不治身亡。如此荒诞之举，为什么不仅无人制止，还就能大行其道呢？李世瑜的父亲李彩轩曾经留学东洋，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他曾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取缔，不然可能导致亡国灭种。但是，取缔一件事情，必须彻底了解它，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人那么执迷的原因是什么。”李世瑜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民间秘密宗教进行调查了。他觉得要做到如父亲所说的“彻底了解它”，就要接近它、深入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此，李世瑜经常装扮成一个虔诚的教友，深入到这些会道门内部，获取第一手可靠资料。十几年间，他曾经参与到几十种包括一贯道、青红帮之类的民间结社组织中。这样做自然给他带来很大的风险。硕士论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一书的出版，就差点儿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这部学术著作原本就因为当时北平的一贯道势力太大，难以印行，才安排到成都华西大学出版。可华西大学没有制铜版的条件，书中的插图印不了，只好将几幅插图放到辅仁大学去印。没想到辅仁大学印刷厂的工人中就有一贯道的教徒，他竟然偷偷地多印了一份，交给了他们的“总佛堂”。一贯道的道长一看，他们的“三宝”――点玄关、手诀和五字真言，以及他们的祖师张天然及其老婆的尊容，全都历历在目地印在纸上。这还了得！立即通知了警察局（警察局长也是“道亲”），准备秘密抓捕李世瑜。幸亏一位好心的校工报信，李世瑜连夜逃出北平，才躲过了这一劫。
正是由于李世瑜深谙这些秘密宗教社团的仪规和其中人员的嗜好，才得以打入其内部，并屡屡“得逞”。比如，就在他出逃天津，待风声平息又回到北平之后，忽然听说就在学校的后面，德胜门大街59号一个大杂院内，有一个名为混元门的教派，教首叫李抱一。李世瑜了解到这个教派是不忌烟酒的，便买了好烟好酒登门造访。有这么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来造访，李抱一喜不自胜，两人是越谈越投机。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密切接触中，李世瑜从李抱一那儿得到了其收藏了多年的“天书”――一部很珍贵的《家谱宝卷》。这部“偶然得之”的宝卷，为他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天地。所谓“宝卷”，实际上就是从白莲教开始，五花八门的各种秘密宗教的经卷。要研究秘密宗教，就不能不研究“宝卷”，就像研究基督教不能不研究《圣经》，研究伊斯兰教不能不研究《古兰经》一样。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李世瑜统共搜集了明清以来的“宝卷”四百余种（包括善本、孤本五十余种），各种秘密宗教的“坛训”、“鸾书”数千篇，远远超过郑振铎先生和北京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他不仅是国内外同类书籍、资料最丰富的收藏者，海内外最大的宝卷收藏家，也是全面认识并充分利用“宝卷”资料的最早学者。1948年冬，他从李抱一那儿淘来的《家谱宝卷》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盛行于河北一带的龙天道的经卷。经过严密的考证，李世瑜认定这一抄本的的确确是出于明朝末年，是刘宗敏的部队驻扎在河北平山时，龙天道为号召其弟子参加刘宗敏的部队而写的经卷，时间是李自成攻下北京的前三个月。《家谱宝卷》客观上为研究者提供了史书和文献资料都不曾记载的新东西。通过对《家谱宝卷》的研究，李世瑜探索到了农民起义与秘密宗教的某些联系：为什么许多农民起义军，都以秘密宗教的形式来组织队伍，都以宗教迷信来号召民众？《家谱宝卷》中所说的“白天放抢，夜晚念经；上马抡枪，下马烧香”，就非常巧妙地把起义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了。这部仅一万余字的手抄本诱发了李世瑜对“宝卷”的浓厚兴趣。他四处搜集、淘换，并从1948年开始，对各类“宝卷”考证、诠释、研究了半个多世纪。
李世瑜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始终定位在民间，社会生活往往会给他书斋里永远也得找不到的答案。比如，他研究“宝卷”数十年，却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宝卷”都是“保明寺印制”的。保明寺乃是佛教的一个尼姑庙，怎么印制起白莲教的经卷了呢？这个问题在任何一部典籍中都找不到答案。1981年5月，李世瑜陪同两位外国学者到北京的大钟寺游览，无意中发现一口一人多高的大钟，正面的龙牌上刻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十个大字。这不是白莲教的话吗，怎么刻到寺院的钟上来了？再看下款，刻的是“大明李太后捐赠”。往下细看，又见刻着“顺天保明寺洪钟一口，隆庆六年铸”几个字。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李世瑜拖着不久前刚受过伤的腿四下查访，亲赴保明寺的遗址――北京西山脚下的西黄村考察。当年保明寺的一些碑石有的已砌了猪圈，有的扣在地上被泥土掩埋。李世瑜在别人的协助下，逐一翻转挖出了这些巨大的石碑，最后终于解开了这个困惑了他数十年的谜。原来，明朝隆庆年间，北京西山一带流传着一种秘密宗教――罗祖教。当时保明寺的小尼姑归圆不仅天资聪慧，而且敢于标新立异。从十二岁起，她就模仿“罗祖五部经”，自己又写了“大乘五部经”，并声称自己所创的新教为“西大乘教”。这“西大乘教”披着佛教“大乘”的外衣，内里完全是白莲教的货色。从那以后的百余年间，归圆的徒子徒孙均传扬所谓“西大乘教”。官方明知它并非佛门正宗，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就信奉罗祖教以及为归圆改创的“西大乘教”。有李太后撑腰，加上宫中的妃子、公主、太监、宫女纷纷仿效并捐银赞助，保明寺这才有钱印制“宝卷”。
李世瑜的研究成果并不局限在秘密宗教方面。比如，1956年在参与编纂天津史的过程中，他得知在东郊的张贵庄至崔家码头之间，发现了一条南北向呈带状的黄褐色粗沙混以各种蛤蚌壳碎屑的土壤，而且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战国时代的墓葬群，他便猜想这可能就是古代的海岸遗迹，于是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间遍历天津的几个郊区和郊县，往返数千里，不仅找到了与张贵庄到崔家码头连成一线的这道古代渤海湾遗迹，而且发现了在东面与其平行的另一道时代较晚的海岸遗迹，和在西面也与其平行的一道时代更早的海岸遗迹，并在这三道线上发现了遗址、墓葬、窑址等共三十余处，从而推出天津的三道古海岸，分别形成于一千余年之前、两千余年之前和五千余年之前。这个研究成果把传统的天津地区的成陆年代上推了四千年。
再比如，对于天津方言的研究。李世瑜发现使用天津语音的地区并不很广，还发现几个天津语音与它的邻近语音的分界线。于是，1954年他利用一年中的全部假日，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天津市区附近的近二百个村庄，全面查清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绘出了一幅“天津方言区域图”，并提出了“天津方言岛”的理论。可是，这一方言的母方言（语源）又在何处呢？直到1987年，李世瑜两次到苏北和皖北考察，终于弄清：天津方言的语源正是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江淮平原，进一步推定，当年燕王朱棣所带领的扫北军队一定是从这一带招募的。燕王扫北时的大批移民，包括军队及其家属和其他随来人员最后定居在天津，他们把少数的原静海居民所操的静海方言以及来自其他各地居民的方言同化了，形成一种新型方言即带有浓重江淮平原各地方言特色的天津方言。
李世瑜这些深受海内外学界赞誉的成就，既是他坚持田野工作的结果，又是他将各种不同的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这里，有一点是特别应该提到的，即李世瑜的“田野工作”都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他在介绍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我请读者注意其中两个关键词语，即‘八小时之外’和‘田野工作’。前者是指上班的时间之外，包括节假日和晚上的四个小时左右以至通宵达旦。后者是指到社会上、下层组织内部、田野间进行调查访问。”李世瑜学的是人类学专业，获得的是人类学硕士，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专业从所有的大学中取消了，他也就被分配到《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工作。现在想来，或许正是这“改行”成就了一位社会历史学家。
“田野工作”的方法，使李世瑜的研究交叉、跨越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语言学、地质学等学科，他一方面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从而创立了社会历史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说来，李世瑜不就是个“杂家”吗？非也。“杂”与“交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中之区别恰如化学中的“混合”与“化合”。“混合物”是许多不同的物质混杂在一起，而“化合物”却是不同的物质之间通过化学反应之后生成的新物质。李世瑜的“社会历史学”正是这样一种“化合物”，是一门由不同学科的交叉而形成的新学科。
由于李世瑜的工作单位是《历史教学》编辑部，本职工作是看稿、改稿和审稿，他不得不把他的研究工作放到“八小时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来进行，其治学之辛苦就可想而知。直到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他才以六十六岁的年龄出任主任，得以名正言顺地在从事他的研究工作。近二十年来，他的足音始终叩问着这片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即使在获得了亨利・路斯奖，应邀到美国宾州大学作为客座教授时，他还花了半年时间，运用在中国的考察方法，调查了费城大学区一百六十多所民间教堂的情况。这是第一位中国学者在异国做这项调研工作，目前他正在写这个调查报告，我们期待它能早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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