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腾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袁世凯与北洋历史的研究工作，成就卓著。《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展卷细读，收获颇丰。笔者愚见，略略谈些读后感。窃以为，北洋集团崛起与袁世凯注重新式教育是此书字里行间闪烁的亮点。笔者不揣冒昧，将书中有关史实加以汇集以说明之。而在此之前，则有感于作
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谓：“自民国有史以来，吾未见一本、一篇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在《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也感叹：“中国人向来注重晚节，不管一个人早期如何为非作歹，不仁不义，只要晚年改邪归正，乐善好施，即可视为浪子回头，千错万错都能得到原谅；相反，不管早年怎样进步，如果晚年有不义行径，则难逃被贬斥的下场。”他甚至假设“就袁世凯来说，如果他死在武昌起义之前，没有东山再起的机缘，那么他当是摄政王载沣集权的牺牲品、受害者，晚节自然可佳，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是另一回事。说不定治史者出于对老死彰德的袁世凯的同情而生出无限的幽思来，也未可知。”信哉斯言！提到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一般还说是北洋军阀），国人脑中自然而然地浮出的字眼儿就是“卖国贼”、“祸国殃民”等，其实，对袁世凯的一生及北洋集团的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成见、偏见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当然，近些年史学界已有相当作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肯定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作为，但像张华腾教授这样全面、集中并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笔者浅陋，恐怕还是首次吧。他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认为“不能因为北洋集团后来的变化而否定其曾经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因为其前期有所贡献而淡化其后期的罪恶”。他指出，北洋集团是有一个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的，其兴起之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他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等各个层面详尽地予以剖析和说明。从历史哲学角度来看，《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对于治史者如何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中国历史，乃是指明了一条道路的。
作者认为，袁世凯是新型军事人才，他所领导的北洋集团是新式的知识群体。天津小站练兵使北洋集团初步形成，义和团运动则是北洋集团崛起的契机，之后清末“新政”为北洋集团的形成准备了机会，同时北洋集团和其他改革者一起也成就了“新政”改革。从1895年到1911年这十几年间，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书中处处体现出新式（或西式）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出袁世凯对新式教育的渴慕和提倡。
袁世凯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时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出任直隶总督后，将直隶（明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清雍正、乾隆后辖境逐渐扩大）的新式教育办得轰轰烈烈，建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有小学堂、大学堂；有官办，有民办；有普通学堂，有专门学堂，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各类实务学堂、警务学堂、各类军事学堂；有全日制，有夜校。所有这些办学成果使直隶省在全国树立起新式教育的样板。袁世凯更联合张之洞等督抚连上奏折，促使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在袁世凯注重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有三点值得关注：即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直隶绅商办学的积极性；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重用留学人才。
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的教育实践为例。他不仅提出大办教育的问题，而且真抓实干，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直隶绅商办学的积极性和热情，动员他们捐资办学，以弥补官方经费的不足。他率先垂范，拿出2万两银子作为办学资金。1907年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前身）起建礼堂，他又捐银5千两。在袁世凯的倡导带领下，捐资办学蔚然成风，无论绅商、官吏，均踊跃为兴办新学而有所贡献。由于袁世凯的倡导及属下官吏和绅商的共同努力，直隶办学成绩斐然。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状况进行调查统计，数字显示，直隶各种学堂、传习所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列各省之冠，各省专门学生人数、师范学生人数，直隶均居首位。
袁世凯于教育中尤重师范教育，非常注意培养师资力量。因他知道：“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于无款无地，而在无师。”此言切中时弊。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赴中国西部进行为时6个月的旅行考察，之后撰写了12篇考察记在《泰晤士报》上连载。他在赞扬西部各省兴办新学的成绩时，几乎每讲一处，都要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虽然新式学校的设备齐全，但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教师水平却是值得注意的：师资缺乏，教师水平较低，不能胜任新式的教学是西部普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问题，但也反映了袁世凯的认识比较具有前瞻性。在他的倡导下，直隶省先后创设了保定师范学堂、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和各州县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达90余所，北洋大学专门增设了师范科，为中学堂培养师资。因此作者认为，直隶新式教育之所以发展较快，和袁世凯重视师范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
作者提出，袁世凯是清末官僚中最了解留学生价值的人物，他和留学生结合得最早，利用的留学生最多，对留学生的提拔和重用也最为突出。在袁世凯北洋集团中有许多留学生，他们是北洋集团的骨干力量。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搞得出色，和袁善于利用留学生有极大关系。他对于留学美国、欧洲、日本的留学生均极重视，主要发挥他们的所长，其中的佼佼者如唐绍仪、詹天佑、段祺瑞、萨镇冰、金邦平等，均为清末民初中国各界的精英。
笔者还想补充一点，袁世凯对于海外人才也同样关注和重用，如南洋槟榔屿华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就是受到袁世凯礼聘而回国效力的。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附设防疫学堂，这是一所日本式的医学校，1906年由陆军军医司接收，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袁世凯聘请伍连德担任学堂帮办。而伍连德在1910年底、1911年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临危受命，作为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三省的灭疫、防疫工作，并在哈尔滨创办了防疫处，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控制了疫情，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由中、美、英、日、俄、德、法等十几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防疫研究会（又称“万国鼠疫大会”）。中国政府首席代表伍连德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这是清末“新政”改革过程中医学和传染病防疫方面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与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大会”一起，成为清末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充分显示了“新政”的部分成果。伍连德先生也成为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成就。反观伍连德先生回国效命之初，我们不能不追溯到袁世凯对他的垂青和礼聘。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一书揭示了袁世凯对于教育和人才的重视，他在教育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北洋集团主要成员的新式知识结构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人，实在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书对于今人比较客观地审视百年前中国的历史及袁世凯其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钱振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