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老布什上台伊始，就任命自己的外交政策顾问李洁明接替洛德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是老布什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两人一生经历虽各不相同，但政治观点接近，相互关系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住了13年
李洁明的父亲名叫福兰克・沃尔德・利利，1916年被美孚石油公司派往中国，为美孚公司推销煤油。1926年在山东省青岛市定居下来。
1928年1月15日李洁明降生于青岛时，已是利利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三子一女）。
李洁明在自传式的著作《中国问题专家》一书中说，他在青岛生活的八年是一生最快活、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中国的动乱，日军在青岛的横行霸道，使当地中国人受尽欺压和凌辱，但对于这些大鼻子“洋人”来说，暂时还没有受到干扰，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地狱中的“乐园”里。家中雇有保姆和厨师，从小生活上处处有保姆照顾，一天到晚在海滨玩耍，饿了有人把饭送到海滩，困了在海风吹拂下躺在草地上打盹，真是其乐无穷。但好景不长，1940年秋，美日关系日渐恶化，利利先生不得已把妻子和李洁明等家人送上一条美国军舰，撤往上海，从那里返回美国。他自己在九江又待了一段时间，眼看着形势已无好转可能，才于次年最后撤回美国。至今李洁明仍保存着他在九江住时日本人发的“良民证”。
23岁起加入中央情报局
李洁明1940年返美后，在新泽西州进入李奇德中学读书。先参加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用军方付款上了耶鲁大学，三年后应耶大教授的劝告，1950年秋加入特工组织“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赛穆尔与OSS头子艾伦・杜勒斯是政见一致的好友，与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把耶鲁大学办成了保守派的学术基地，是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招兵买马的来源地。李洁明所在的1950年班加入OSS的有100多人。1947年OSS改组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igence Agency，简称CIA）。李洁明从1950年到1973年（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前）一直是从事反华隐蔽活动的特工。
反华隐蔽活动的失败记录
1951年11月7日，李洁明奉调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CIA特工生涯，时年23岁。据李洁明自己的说法，当时美国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支持中国大陆上的第三种力量（即共产党和蒋介石之外的亲美势力，包括在塞班岛和冲绳岛上训练中国人，作为在大陆发动“起义”之用。（二）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与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进行情报合作。（三）使用空中侦察、派遣特工和截听通讯等手段，收集大陆情报。
李洁明从事的就是第二和第三项任务。他奔波于日本、台湾之间，训练台湾特工，与台湾“保密局”进行联系，交换情报，发展当地特工人员，并设法将特工空投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等。李洁明曾两次到汉城，亲自安排用C―47飞机把特工空降至中国东北地区，均告失败。第一次是落地目标与计划地点相距100英里，因而失败。第二次是1952年10月在中国东北空降下数人，令他们刺探中国军情。空降特工与李洁明通过一次电话，然后再无音讯。
总之，李洁明等在这一时期从事的反华隐蔽活动碰到了中国的铜墙铁壁，均以失败告终。李洁明自己的结论是：原来以为大陆人民对共产党不满，会与美国合作，这是错误的估计，美国训练的特工也不真正卖力，提供的情报虚假空洞，用处不大。后来CIA只好决定停止对这些虚报战果的分子发薪金。只有靠高级技术截听大陆通讯最为有效，且无风险。
1953年5月，李洁明潜入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刺探大陆情报。为躲人耳目，以“约翰・赖特”的名字出现在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愿美国利用香港搞特务活动，因此对李洁明多方限制。有一次李洁明发展的一个特工向香港偷运武器时被港英当局查获，按法律当判死刑，李洁明怕此案会把自己身份暴露，只得逃之夭夭。
此后李洁明先后到东南亚几个国家，从事针对中国的隐蔽活动。直到1970年返美，在CIA远东司隐蔽行动处任副处长，后又转任CIA中国处副处长。
千方百计来中国
李洁明自参加CIA后，就一直进行反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他的工作地点也一直围着中国转：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柬埔寨、泰国、老挝……他最感遗憾的是从来也未能插足中国大陆。在香港工作时，他曾多次在边界窥测大陆，经常找逃出大陆的难民收集中国情况，但那都是隔靴搔痒，得到的情报支离破碎，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1973年5月，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些消息使李洁明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1971年开始，他就打算来中国，但碰到了重重障碍：不但国务院极力反对CIA派人到中国，连李洁明所在的CIA也不同意，都认为派特工去中国只会误事，绝无可能。一计不成，只好另辟蹊径。他想出一条计策，先去罗马尼亚，通过与中国友好的罗马尼亚了解中国情况，并设法转往中国。于是他刻苦学习罗语，并申请赴罗任职。到上级已经批准，罗语也已考试及格，中美突然决定互建联络处，李洁明考虑再三，当年已45岁，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何不鼓起勇气自我推着去中国？他先向CIA副局长查理提出申请，遭到拒绝。他又直接找施莱辛格局长，施莱辛格将此事告予外交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出乎对方意料，基辛格竟表示同意，但指示李洁明到中国后不得进行隐蔽活动，不得发展组织，只负责另一通讯渠道。1973年4月16日，基辛格明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说：美国将派一外交官赴华，曾在CIA工作。美方承诺，他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只搞沟通情况的通讯联络。
1973年7月，李洁明偕夫人萨莉到中国赴任。当时基辛格为什么同意这一任命？中方为什么没有反对？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与基辛格谈话时曾表示（大意）：我们之间不说假话或进行欺骗，我们从不偷你们的文件，你们可以故意放在那里试试，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动作都没有用。基辛格据此认为，双方已达成谅解，互相不搞间谍活动，美方派人到中国，可以说明身份，不致引起问题。基辛格另一个用意，是在国务院通道之外，CIA专设通讯渠道，对美国驻华联络处任布鲁斯大使与白宫联系也有好处。从中方来说，反正美国官员，不管是国务院的，白宫的，军方的，还是CIA的，都会收集情报和搞研究工作，对李洁明亮出身份并不特别在意。美国对其盟国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洁明到北京后，开始还遵守基辛格的告诫，在联络处保持低姿态。时间一长，他暗地里搞些情报收集活动，包括派人监测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车辆，以判断中国政府有什么重大举动或活动，后来又通过外交邮袋，运进了先进设备，测听北京的电话通讯等。他还通过与东欧国家和巴基斯坦驻华官员的来往获取情报。据采访过李洁明的人说，李洁明一生搞对华情报，最有收获的时期有两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报；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他作为大使指挥手下四处打探，摸到不少情况，及时报回了华盛顿。这从反面说明，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天下大乱”，各国情报人员，特别是美台情报人员，不管是公开的或暗藏的，都会一齐出动，中国的国家安全便会受到损害。
自称重返中国当大使是“落叶归根”
198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副总统之尊参加总统竞选获得成功，1989年1月20日起入主白宫。李洁明又有了升迁的机会。1989年1月李洁明奉调自韩国返美，不久即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李洁明于5月8日拜会杨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担任大使的国书。李洁明一见杨尚昆主席就表示：他原来生在中国，这次来中国任职是“落叶归根”，他是“带着强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来当大使的”。
正当李洁明作为新任大使到各单位拜会的序幕才刚拉开，华盛顿就命令他先去上海出席美国舰队的访问活动，并要他陪同万里委员长到美国访问。美国白宫注重的是国际战略格局，不能让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镜头掩盖了中美之间的重大交往。而李洁明在中国看到的则是天安门前中国学生的集会，他认为这比戈尔巴乔夫访华和万里委员长访美更加重要，更加戏剧性，而且当时已经成了美国多家报刊和电视台热播的中心议题。李洁明向华盛顿提出反建议，要求立即回到北京，严密关注北京的政治风波。
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忙坏了美国大使
李洁明急忙返回北京，这时为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而来的美国众多记者已盯上了天安门前的集会活动，美国驻华使馆的几名武官和情报人员也身穿便服，整天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
李洁明在《中国问题专家》一书中是这样描绘美国使馆人员分头活动情况的：
美国官员都多头进行活动。助理陆军武官沃策尔（Wortzel）少校等二人到处奔波，6月2日到达北京西北郊，看见示威人群正阻挡军车车队入城，就在旁拍照，中国军官叫喊不准他偷拍情报。6月3日他们又出现在南苑机场附近，观察军用飞机运载部队到北京的情况。
美国驻华武官雷德将军已事前在北京饭店临近天安门一侧租下房间，用以观测广场的活动。他并违背中国的规定，从境外偷运进步话机，分给部下与他通信联络。
自4月开始，美国武官处已与英、德、加、澳（澳大利亚）、日等馆建立了交换情报机制，把北京划分为几个区，各国分工探测情况，然后分享成果。5月底，他们分别在北京一些关键地点建立了监听站，派人在各点值班。美国使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包括接收沈阳、上海、成都、广州四个总领馆发来的情况，每个人每天工作都达12～15小时。
沃策尔武官司和赫斯基（Jim Huskey）领事官都是“好样的”，他们分别在两个关键地点驻守。沃策尔在南苑机场附近住进了小旅馆。赫斯基在天安门广场，整夜在历史博物馆前打转。6月3日和4日，他都违背中国政府的戒严令，留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在复兴门那里也有武官值班，随时报告部队进城情况。6月4日事件爆发时，赫斯基一直在天安门待到深夜两点半，后又退入北京饭店17楼，一直看到人群退出广场。
李洁明自己则在美国使馆二楼政治处通宵坐镇值班，没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楼的住处。
由上可见，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美国人是多么“忙碌”，多么肆无忌惮地在探测中国的政治情况。
写到这里，作者还记起1989年6月4日夜间的一件事。我正在外交部美大司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接到了李洁明大使的电话，他说天安门前很乱，北京到处听到枪声，有几名美国人，主要是来访的记者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现在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希望中国政府协助打听一下，华盛顿很关心他们的安全。我首先表示，中国电视台已多次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知，要人们离开天安门，以免出事，你们美国人不听劝告，仍去天安门一带活动，这是违背规定的，如发生事端，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同时我也答应代为探询一下这些人的下落。放下电话后，我先报告领导，然后给北京有关部门挂电话，打听美国人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北京有关部门来电话说，广场附近的外国人，其中有几名美国人，都已被领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从那里转移到了灯市口东口的王府饭店，美国使馆可派车去接人。我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李洁明，他听到后如释重负，一再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谢意。他还说，“有了这个好消息，我就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觉了。”
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事件
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偕夫人李淑娴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知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国际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前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其实这种规定是多余的，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的庇护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辨认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皆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国务院制止。中方闻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做了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返美前的离任辞别活动
李洁明离任反美的时间到了。1991年5月上旬中央领导人分别会见了他，对他在任大使期间的工作做了正面评价，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中方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李洁明在任期内的表现没有太出格之外，对双边经贸交流起了推动作用，他的一些阴暗面没有暴露出来；另方面他是代表国家的，我们对美国的全权代表理应给予礼貌周到的对待。因此中方对他辞行拜会活动的规格与先前的几位美国大使基本雷同。
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1991年5月李洁明回国后，曾接受台湾的邀请，两度赴台访问和参加学术讨论会。作者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李洁明的立场却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亲台，不断公开站出来讲话，为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帮腔，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有些美国朋友告诉我，李洁明在马里兰大学办了一个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台湾向该中心捐款60万美元，并指定其中大部分归李洁明使用。
1991年7月16日，李洁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演讲，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
同时，他还为李登辉访美出谋划策，促成了李登辉出访康奈尔大学之行，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在所有前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成了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以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卸职后都多次回到中国参观访问，或参加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比如曾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的洛德先生，近年也曾几次应邀访华，惟独李洁明无人邀请。
（摘自《1973―2005美国驻华大使传奇》，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8月版，定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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