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7日凌晨，在不到4个小时的短短时间里，大兴安岭101万公顷原始森林顷刻化为无边火海，3960余万立方米的绿色宝藏变成黑色灰烬，5座城镇被烧成一片焦土，193人被夺去宝贵生命，5万多人被抛在荒郊寒野无家可归。

　　灾难，使人们在一夜之间读完一部最悲壮的历史。

　　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大火，其规模和势头都是最大的，超过了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场火灾——1978年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紧紧地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光明日报》在惊悉警讯后也连夜动员，派出了由我和李树喜、翟惠生等4人组成的采访组，火速飞向烈焰飞腾的大兴安岭火灾现场。

　　在步步靠近火场的路上，我的心不免一阵阵胆怯起来，恐惧的意识不由自主地在体内弥漫开来。一路上，听到灾民的种种讲述，那火实在是可怕极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烈焰腾空高达数十丈，排山倒海，势崩雷电。火头还没到跟前，就已听到房檐上的瓦片哔哩啪拉地纷纷摔落下来，接着，铁皮屋顶就被强大的气旋揭开。一眨眼的功夫，火就吞噬了一切。爆炸式的山火，释放出近似原子弹爆炸的热能，把砖烧成酥土，玻璃烧成稀水，铝锅烧成面团，汽车、拖拉机和工厂里的机器都变成铁的残骸。电线被烧断了，水泥柱子东倒西歪，水泥一块块地剥落下来，里面的钢筋被烧得弯弯扭扭，像一条条乱窜乱爬的红蚯蚓。火的速度飞快，一分钟一公里，超过中等速度的汽车。火旋风像一颗巨大的烧红了的镙丝钉，扭着劲儿地向前飞转，火苗子飞起来有几棵大树高，火旋风随着就又卷起松节、松塔、松球等燃烧的物体。由于高空风速增加，火焰对流柱破裂，这些燃烧的火球便一飞几千米，甚至上万米，使火像闪电般地向远方呼啸着奔去。过去，我从来没有见到，甚至也没有听到这样可怕的东西；今天，我竟径直地钻到这个恶魔的胳膊窝下来了。不难设想，火也会像吞噬别人一样把我吞噬掉。

　　渐近塔河时，烟气越来越浓，像一团团冷雾在天空弥漫，焦糊的气味呛人鼻子。太阳的颜色异乎寻常，没有一点光彩，就像用红纸剪成的一个圆圈，贴在灰暝暝的天顶上。有位退休的林场老主任说：“你们瞧见没有，那里就是山火!”我擦擦眼睛，注目地向前方望着，但除了烟雾蒙蒙之外什么也没看到。老主任对大伙解释说：“你们看，山岗上面有一条粉红色的亮光带，颜色很淡，微微颤抖着，那就是燃烧的林火!”透过车窗望去，前方果然如此；丝毫不用怀疑了，我们径直地奔向火场。

　　一面杏黄色的禁火旗在高楼顶上令人心神不安地飘动着，这是我走进塔河县城时第一个触目惊心的印象。人们告诉我，4级风以上就挂出这种旗帜来，通告全城的人统通禁火冷食，就像古代的寒食节一般。想不到，一来就叫我给碰上了。不论到哪，所能找到的吃的东西，只有冷饼、冷饭、冷馒头，菜则只有泡菜、香肠和咸疙瘩头。当时，县里各机关都忙着救火去了，根本没有人来接待来访记者。而全国各地前来采访的记者又特别的多，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数百名，只能各自为战，凭着记者的新闻敏感和职业道德的责任心开赴现场去采写300多公里长的火场的各个侧面。吃住倒像进入了军事共产主义阶段，能找到吃的就吃，能找到住的地方就住，吃住都不要钱。

　　第二天，我就找到火场上那个传奇人物——解放军某部大胡子师长吴长富，为了追踪这个曾为保卫塔河县城立下战功的师长，我几度穿越火线，在烟和火里奔波驰驱，几乎是脸对脸地靠近了林火身旁。那个怪物实在是太令人恐怖了。在它还没有烧过来之前，已是浓烟滚滚、遮天蔽日了，熏得人像窒息了一般地难受。汽车在公路上走根本看不见路，只能靠司机平日里对道路的熟悉情况和望着公路两旁树梢所划出的一条模糊不清的轮廓，摸索着向前开。

　　在浓烟后边紧跟上来的就是大火。那天，虽然没有“5.7”夜晚那样的风为它助威，没有形成狂暴的火旋风，但是火势仍然相当猛烈。它奔腾呼啸而来，发出人的凄厉恐怖声响，火球连串腾空而起，先在树冠上燃烧，像一条赤龙，张牙舞爪地在树梢上窜奔着，接着又从树冠上爬下来，一直烧到地面上的灌木丛和地底下的腐殖层。热浪形成强大的气体涡流，随着火焰向前狂卷着，滚动着，摧折着它所能遇到的一切障碍物。这是我去被烧毁了的盘中小镇路经17支线和18支线时所见到的景象。

　　山火很可能把我们的吉普车困住，并把它毁灭在浓烟烈火之中，就像它曾在去漠河路上困住6辆消火车，在马林困住3辆大卡车一样。车与火在赛跑，在紧张地争夺着“生死时速”。

　　待我从火场回来之后，《经济日报》记者隋明梅告诉我，昨天她也遇到了险情，不过不是去盘中的18支线，而是在离八里湾10多公里的瓦露丽山口，被大火团团困住，险些儿丧了命，甚至连遗嘱的词儿都在心里拟好了。

　　在这里受到火的威胁和磨难的，还有《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几位记者。

　　更有一番危急的，同时也是更为悲壮经历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血染冰河》(也叫《冰河红绸》)摄制组的6位同志。他们拍的是“八女投江”的故事。本来故事发生在牡丹江一带，但这时的牡丹江早已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了，而按剧情所要求的则是冰凌漂浮的场面，因此特地来到这里。5月6日，他们已经把戏拍摄完，准备第二天就走，谁知当晚就发生了“5.7’森林大火。大火过来时，摄制组的同志把他们千辛万苦拍摄下来的录像带全都从旅馆抢出来，装到汽车上，然后仓惶地向城外撤退。走出不到1个小时，前边的路突然被大火封住，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命运将他们推到死亡的绝境。在这生死关头，导演向大家提议说：“现在看来，逃是逃不出去了，我们先挖个坑把录像带埋起来，我们人烧死了，但我们的工作成果还能保留。”导演的话慷慨悲壮，在那火光四面的生死场上，谁会反对呢?大家都抱着必死的信念，一齐动手去挖坑。可是他们不知道，大兴安岭的土地是非常坚硬的，当下又是冰冻时候，用10个指头怎么能够抠出来个坑呢?尽管两手都抠得鲜血淋淋，却连地皮也没抠开。死亡的时针已经紧逼到那个无可选择的时候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导演下令说：“把录像带放到地上，大家都趴到录像带上，年轻的在最底下，按年岁大小，依次俯卧在上边。”导演年纪最长，他俯在最上面。他们用深沉的良知，构成了一座生死保护层。

　　我们这些记者，住在帐篷里，依在倒木桩上，披着黄棉军大衣，在烈焰飞腾中采写了无数人与火进行殊死搏斗的生死场面。在那个熊熊燃烧的日日夜夜里，全国上千家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几乎天天都有大幅的、大块的、大段的现场素描和动态消息播发出来，回答了全国人民焦渴的跷望和期待心情。

　　在那些日子里，大火像是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尽管人们用尽全力围剿阻截，它都忽而东突，忽而北向，不断冲开人们的包围，烧出一片片新的火海。大森林在经受着考验，人们在经受着考验。每一根火柱都在紧紧地揪住全国人民的心。大火熊熊燃烧的28个昼夜，是大兴安岭十几万军民，不，应当说是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全力以赴英勇奋战的28个昼夜。在那安危系于一旦之际，有几万名解放军官兵，森林警察队伍、消防灭火兵、红外遥感兵、气象雷达兵、医疗救护兵、铁道运输兵从千里万里开赴过来，有上千辆汽车、50多架飞机、19门发射人工降雨弹的高射炮，还有数不清的救灾灭火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来，在如此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支援下，6月4日终于扑灭了这场在世界火灾史上实属罕见的森林大火。在这样短短时间内扑灭了这样大的林火，也是世界上所少见的。去年，印尼的那场森林大火一直绵延地燃烧了几个月，以至于影响到了周边国家的居民生活和正常航运。通过大兴安岭的灭火斗争，充分显示出我国人民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正像邓小平同志在这场大火扑灭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社会主义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效率非常高。比如说我们最近发生的森林大火，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各行各业一条心，共同扑灭了大火，这种效率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的。”

　　这28个昼夜，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在这28个昼夜里，我亲眼目睹了无数的英勇雄壮、出生入死的壮烈场面，看到了许许多多伟大而又平凡的、舍己为人、临危不惧的人群。这些感人肺腑的人和事，让我无法停下笔来，即使是在烈火扑烧过来之时，在那浓烟滚滚的火烧迹地上，也不能不即刻写出我所见到的一切。在这种奋亢的激情下，我写了那位传奇式的人物大胡子师长吴长富，那位在整个扑火战场上一直冲在最前边、让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鼓舞力量和信心与希望的塔河县长荆家良，写了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场抢救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灾民的解放军官兵，写了眼看自家老小就被大火吞没却不肯离开他护守的发电站一步的林场职工，写了在火场上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年轻战士，写了那些被大火烧毁了家园但却丝毫没有烧毁生活勇气的灾民……。

　　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与火魔面对面进行生死拼搏的战士们。他们在那些狂飚怒火逞威肆虐的日日夜夜里，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远远超过了人的生理极限。某团有400多名新兵，有一次连续两天两夜与火搏斗，当他们最后扑灭一个火点时，情不自禁地狂欢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之后，便是一片鸦雀无声的沉寂，一个个都睡倒在火场上，有人搂着一棵还未燃尽的树干就睡着了。

　　在周围几百里长的防火线上，每隔不远就见到一个用几根树枝支起的塑料棚子，又低又窄，里面仅可容身，28天来他们就是驻守在这样的小棚子里，吃着饼干罐头之类的冷食，喝着河沟里的水，有时甚至要划破桦树皮吮吸里面流出的汁液。夜宿寒山，只靠一件棉大衣来遮挡砭骨的冰霜。常常是睡过一两个小时就得起来活动活动，或者是两个人偎抱在一起，互相用体温来取暖。

　　空暇时，战士们从桦树上剥下一张张质地柔韧的树皮，用烧焦的树枝在上面写下一幅幅对联，贴到自己帐篷的门口。有的对联上写：“烈火好似猛虎，战士胜过武松。”有的上写“啃咸菜喝凉水昼夜奋战，寝山坡住洼地监视火情”，横批是“心甘情愿”。

　　正是靠着这些心甘情愿吃苦受累的人们，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最终才得以扑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被大火洗劫一空的盘中林场。这个小镇在那个黑色的“5.7”夜晚，全镇的房屋、家具和生活所需的一切几乎全都变成了一片灰烬，还有不少的亲人在火中丧生。但是，他们站在寒风碎瓦中却没有表现出一点颓废、丧气和悲凉无助的情绪。他们仍然坚毅地握着锹镐在掘土、挖坑和清除灰烬，在一片废墟中创造新的生活。我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见到摆在窗台上一盆绿油油的发芽葱。他们栽在一个破洗脸盆子里，土质瘠薄，地方狭窄，但竟长得那么葱郁，我奇怪大火竟然没有把它烧死，如今，正在用它那一小片绿色生机点缀在焦灰瓦砾中间。我震动了，感受到了生命呼吸的强大声音。生命，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渴望，而且是一种权利，是什么力量也抹杀不了的。只要保存着这种生机，便会重新创造出生活中的一切。

　　后来，我把我所见到的这一切，都归纳到我写的那篇《保卫塔河的日日夜夜》长通讯里(发表在《光明日报》1987年6月12日一版转二版上)。后来这篇文章与《经济日报》记者隋明梅所写的长通讯《那永远烧不毁的……》，被林业部评为森林大火那年全国林业好新闻一等奖。

　　但是，正像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样，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史诗，壮大了我们民族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奋勇拚搏的大无畏气概；但同时，它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和制度上的种种陋习和亵渎。其中最最主要的是法制观念薄弱，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保护大森林，在我们这样一个森林覆盖率不很高的国家里，早就应当是全民总动员，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惜；然而事实上，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却一直是有法不依，有令不禁，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松弛紊乱局面。森林大火暴露了渎职亵权的方方面面。无情的现实，深刻地告诫了人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颗玩忽职守的小小火星，往往便会酿成烧毁数百万公顷绿色宝藏的弥天大火。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曾在灾后不久时说：“灭火救灾斗争的胜利固然令人欣慰，但这场大火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却是惨痛而深刻的。”“火，永远不能忘记!”

　　为了这个“永远不能忘记”，在1988年第二个“5·7”之夜里，我回访了大兴安岭。

　　我来到漠河的一座倾斜的山岗上。一年前，我曾在这里看到了尚未掩埋起来的193具小小的棺柩。我曾掀开棺盖，看到那些烧焦的尸体都收缩得很小很小，一具成人男尸只有婴儿一般大小，他们都被盛殓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如今棺柩已经掩埋起来，那些痛苦的灵魂已经不再脸对脸地望着天上的孤星冷月和泣血残阳；但是却怎么能够掩埋住那些痛苦焚烧的记忆呢?每一座坟头里，都掩埋着一部焚烧的历史，都有一段摧魂裂魄的故事。

　　劲涛贮木场的党总支书记赵喜荣在失火的那天晚上没有睡觉，他看到大火烧过来了，本来是可以唤醒家里人从从容容地逃出家门，可他没有走回家去，他知道家里人都已经醒过来，而邻人却还都在梦中。于是他便跑到各家门口去唤醒正在熟睡的人们。等他把邻人都叫醒再回到家里去领家人时，门口已是天崩地裂一片火海，逃生的门一下子就被阻挡住了。他无奈，只好领着家人躲进院内一座地窖里。后来，大火把房子烧落了架，一家8口连他在内都惨遭不幸。一年后，到这8座坟头上洒泪的，不仅仅是这位远嫁到外地的女儿，还有许多被他从梦中唤醒的邻居。他们都眼含热泪、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啊，老赵，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来唤醒我们，我们早就烧死了!你用自己的命，救活了我们大家的命!”老赵的坟头上，堆放的花圈最多。

　　天色逐渐黯淡下去，在暮霭中走过来一个40多岁的老实巴交的汉子，十几年来一直握着方向盘的老司机孙忠超。他的脸色暗得像夜幕一样颜色。这个硬汉子没有一滴眼泪，就像当年他从打火前线返回家门看到烧成焦人的妻子和孩子仍然搂抱在一起时一样，没有滴下一滴眼泪。他的眼泪都是在心底里流的。脸上的肌肉被岁月的风霜吹得太粗糙了，经不起热泪的烧烫。去年，在大地流火的那个时刻，他还在山上打火，家里只留下老婆、孩子，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妻弟。等他们从梦中惊醒时，已顾不及穿鞋，推开窗户就紧跟着跳出去。妻弟逃了，可妻子却突然想起了孩子。她从窗外探身去接孩子，等她摸到孩子向外拉时，大火扑过来，母子俩活活被烧死。老孙驱车赶回家里时，看见妻子拉着孩子的手，一个站到窗外，一个站在窗里，尸体都没倒。那情景太凄惨了，让铁石之人也要心酸落泪的。他收殓起妻儿的尸骨，又默默地开车扑火去了。

　　今天，我看他在那个小小坟堆前面久久地徘徊着，默默地踱着沉重的步子，踩得草梗下的碎石咯咯地响。他烧过几叠纸后突然停下来脚步，然后慢慢地蹲下身子，从怀中掏出一支胶皮熊猫和一把铁皮制的小木枪，无限留恋地放到小坟头上。尔后，便是默默地伫立着。薄幕中的雾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是什么表情，看不清……

　　5月7日夜晚，大兴安岭地委和森管局确定此日为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反思日。这天，各林业局的职工、家属、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都组织起来，收看电视台播放的“5·7”森林大火实况录像，收听地委和各县、局领导的电视讲话，然后座谈讨论。

　　电视荧屏上再现了去年大火纷飞，天红地赤的场面。火旋风鼓动着冲天烟柱，抛着流星似的火球，狰狞咆哮地煽动魔鬼的翅膀，飞速地把一片片森林，一栋栋房屋卷进火海里去，地上顷刻之间化为一片灰烬。最可怜的是大兴安岭的树木，一棵棵都变成了流泪的红蜡烛。

　　火后的森林凋残破败，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有的林子就像经霜的衰草；有的像一排排倒插在地上的烧火棍，焦黑一片。在靠近公路的岗峦和谷地里，有的地方已经把树木像剃头似地给一抹而光了，露出了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像一个老年妇女，悲凉无助地袒露着皱皱巴巴的黑胸脯，一任刚劲的风和荒冷的雨去吹打淋浇。

　　大火又燃起人们心头的痛楚、激愤和焦虑，激起人们局促不安的万千感触和万千思绪。历史的镜头再一次曝光，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在大火的炽烈强光下，所暴露出的许多过去未曾看到或未曾注意到的东西，看到了我们规章制度上的弊端、工作上的失误、条例上的漏洞和思想上的陋习。在错位和越格的林火行动中，看到了我们自己行为的错位和越格。

　　在大兴安岭，我又见到了扑火时期曾经威名远震的塔河县长荆家良，他颇有见解地说：“这场火虽然烧去了很多森林，但也烧出了林业的希望。过去只知道向森林索取，却不肯向森林进行像样的规模投资，不曾用心去注意抚育森林，防护森林，然后才是采伐森林。”

　　过去，国家给大兴安岭每年拨下的护林防火基金只有几百万元。拿它去修防火公路，只够修几十公里；拿它去建瞭望塔，只能建3、5座；置通讯器材，也装备不了多少；购置灭火机械，也置不了几台，更不要说去添置灭火飞机了。因之，当山火来时，绝大部分人还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桦树条子去抽打火。今年，国家对大兴安岭下了大注，投资5000万元，林业部又从其他方面筹措了2000万元，荆家良十分肯定地说：“这一把火，把大兴安岭的防火工作向前推进了20年。”

　　每年的4月15日至6月初，为春季防火期；10月至11月，为秋季防火期。防火期间，国家制定出许多严格的规定，如“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出门不带火柴，野外不吸烟，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等等。但是各地执行起来都不太那么认真，去年的“5·7”大火，就是因为一个小工人违章使用割灌机喷吐出火星而引起的。星星之火可以引起无穷的灾祸，这一点已经给人们敲起了警钟。今年我去的时候，正赶上防火季节。我发现，大兴安岭人已经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大兴安岭地委和森管局的15位主要领导干部，都下到各县、局里来，分片包干协助地方做好春防工作。我在好几个地方都见到了这些地委干部，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一直要等到防火期过后才能回去。

　　前年，是大兴安岭“5·7”森林大火10周年，我本想再去看看曾给我留下深痛记忆的地方，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我收到了荆家良(现已调到加格达奇森管局工作)和他当年的秘书王容满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说：过火林地已经恢复，都被新生的林木覆盖了。荆家良还在这几年的功夫里，根据“5·7”森林大火的实际考察，写出了《历史罕见的大兴安岭林火》、《小根河火烧迹地考察报告》《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行为特点》等一系列科学论文，还根据现场的一些电视录像资料整理出一部《火场实况》，里边有火旋风、火爆、飞火、对流柱、热流等特异林火现象的真实写照，在世界上都是很难得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他的这些作品，在国内外专业报刊杂志上一再转载，而且还被邀请到林业历史研究年会上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