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 徐波

　　11月9日，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的戴高乐将军逝世50年周年纪念日。戴高乐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一生波澜壮阔，是与丘吉尔、罗斯福齐名的20世纪世界伟人，其非凡的领导力，特别是其深邃的外交思想使法国不仅洗刷了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战败耻辱，而且成为二战的战胜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戴高乐领导下，法国一度在20世纪60-70年代还成为有别于美苏两霸的世界第三种力量，其“四两拨千斤”的外交谋略至今在国际外交界让人称道。

　　为此，我们纪念戴高乐逝世50周年，重温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对正确认识和应对时局颇有裨益。

　　一、我们如何认清时代

　　戴高乐一生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两场世界大战。处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时代，赢得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其一生奋斗目标。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找到法兰西民族的位置并实现独立与自由，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超越时代的远见。1940年6月17日，面临纳粹德国铁蹄，贝当选择投降，戴高乐则在当日上午只身飞抵伦敦，并于次日在英国BBC发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国人民书》。戴高乐告诫法国人民，法国输掉的是一场战役，法国没有输掉这场战争，法国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法国就会反败为胜。

　　在戴高乐高举抗德大旗后仅12天，他对来访的法国记者舒曼说法国赢定了。戴高乐表示，这是一场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欧洲大陆和对英国的攻击及对苏联不可回避的军事冲突，将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从而使法德的军事冲突转变成纳粹德国为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为另一方的世界性军事冲突，而在这样的世界大战中，法国只要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法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当戴高乐向舒曼描述这样的战争前景时，舒曼所能够想到的仅是明天的“自由法国”是否还能在伦敦存在下去？是否还有法国青年不断地来到伦敦投奔这个名不见经传，且又手头非常拮据，无一兵一卒，只能通过BBC广播抗战，同时又被法国合法政府以叛国罪宣判死刑的前国防部副国务秘书？

　　然而，短短的四年后，戴高乐重新回到法国，法国也因为戴高乐坚强的抵抗运动而成为二战的战胜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可以说，戴高乐这种高屋建瓴的远见能力对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形势研判“后疫情”国际格局和利益关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二、国家利益至上

　　在戴高乐的所有外交实践中，一切都围绕着法国最高的国家利益进行，从而使其能够超越个人友谊、联盟、意识形态。

　　（一）关于美法关系

　　当年戴高乐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但罗斯福更愿意与维希政府保持暧昧关系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军对德作战时的伤亡。同时，根据罗斯福的设想，美国将法国作为战败国，像德国、意大利一样置于美国一位将军的军事管辖下。对此，戴高乐坚决反对，与罗斯福多次博弈，罗斯福最终让步。

　　1958年创建第五共和国后，戴高乐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到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等，凸显了法国的独立自主外交。

　　（二）关于法英关系

　　戴高乐1940年6月17日只身飞抵伦敦，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在戴高乐整个抵抗运动期间，丘吉尔给予了各种物资和政治支持。在战后国际安排中，也是丘吉尔帮助法国参与对德国占领，出席受降仪式和进入联合国等。然而，帮助和友谊并不能阻止涉及法国利益时的斗争。如战后英国尝试加入欧共体，是戴高乐在1961年和1967年两次用否决权把英国挡在门外。

　　（三）关于法苏关系

　　当年在伦敦率领法国人民抗击德国纳粹时，戴高乐就积极主动谋求与苏联建立某种抗德联盟。1941年9月26日，斯大林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翌年，戴高乐命令“自由法国”空军到苏联的东线帮助苏联红军对抗德军。

　　戴高乐的所有法苏友好的主动行为并不意味戴高乐对苏联红色政权和意识形态的认可，而是仅仅为了提高他与罗斯福打交道的实力地位。1960年赫鲁晓夫访法，戴高乐给予极高礼遇，亲自携夫人到奥利机场迎接，并向赫鲁晓夫提出法苏“缓和、谅解、合作”的政治主张。1966年，戴高乐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苏法宣言》及双方在经济、贸易及空间探索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的协定。

　　戴高乐一生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位苏联领导人交朋友，特别是1966年的访苏是在戴高乐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之后不久进行的，凸显了戴高乐在美苏之间平衡外交艺术。

　　（四）关于中法关系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戴高乐承认新中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疑扔下了一颗震憾弹，遭到美国和西方反共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戴高乐高屋建瓴，不仅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也为世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使中法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有别于其它西方大国的特殊因素。

　　（五）关于法德关系

　　法德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爆发了三场大规模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1958年戴高乐复出后，他马上在同年9月邀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到他乡间别墅科隆贝作客，为法德修好预热。1962年9月4至9日戴高乐访德。在路德维希堡，他向近千名德国大学生用德语表示德国青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儿女”。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法德友好的“巴黎爱丽舍宫条约”，从此法德不仅和解，还成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

　　三、戴高乐外交给我们的启示

　　（一）国家利益至上。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将“国家利益至上”列为现代外交四原则之首。当年戴高乐为维护法国利益，与罗斯福博弈。在战后的大西洋联盟内，戴高乐与美国“寸土必争”。可以说，当价值联盟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价值联盟让路。

　　（二）外交超越意识形态。戴高乐与苏联交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纷争，从而使法国在冷战期间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其实，戴高乐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也是法国的外交传统。153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抗击奥地利哈斯王朝就曾与奥斯曼土耳其联手。

　　（三）国家利益维护需要斗智斗勇。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斗争充满外交艺术。在罗斯福眼中，戴高乐是令盟军“头疼”的问题，但又不能随意处置，因为戴高乐代表法理上的正当性。正是由于戴高乐看穿了这一点，他才能与罗斯福“斗而不破”。

　　（四）借力发力。戴高乐的外交思想是希望法国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大国俱乐部中保持存在，但由于这样的俱乐部中法国的声音太微弱，法国必须在大国俱乐部外组建一个新的俱乐部。这就是以法德修好为基石的欧洲联合战略。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承认，但据此法国可拓展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和21世纪未来强国的直接沟通，并通过中国促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理解。

　　2020年已近岁末，混乱的国际秩序还在发酵、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虐，历史肯定会记住这一年里所出现的那么多的“灰犀牛”，但不管时局有多严峻，未来变化有多大，外交始终是人类社会一种古老的国际关系协调与处置艺术，而戴高乐的外交思想可给我们如下两点思考：

　　第一，越是在混沌的形势面前越要冷静。当年面临纳粹侵略，贝当选择投降而戴高乐看到的则是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正确位置。戴高乐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其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的胜利。面对今天某些反全球化的逆流，稳住阵脚并热情拥抱全球化，就是我们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第二，戴高乐将法国从一个受尽屈辱、政治涣散、经济崩溃的战败国打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甚至一度成为有别于美、苏两超的世界第三种政治力量，其外交思想的基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亘古不变原则。只要我们坚守这样的原则，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差异，不管未来国际格局有多大的变化，定能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