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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高度警惕“和平演变”

1998-03-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如果我们认真地、客观地回忆一下战后苏联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抱有高度的警惕的。例如,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美关系一度出现了“缓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乘机提出,美苏两国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他向赫鲁晓夫建议,美苏两国每年交换2万名大学生。他建议,苏联的学生,可以住在美国普通百姓的家中,以便提高使用英语的能力,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同时在大学学习各自的课程;美国派往苏联的学生,也是同样的待遇。这个建议提出后,马上被苏联一口回绝。苏联认为,肯尼迪的建议,是和平演变苏联青年,在苏联青年中培养美国代理人的一条毒计,而且美国的特工,还可以利用苏美学生交流计划,合法地潜入苏联,所以,回绝得非常干脆,肯尼迪碰了一鼻子灰。此后,美国多次提出类似的学生交流计划,都被历届苏联政府拒绝了。直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在美国的留学生一共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几百人。而同一时刻,中国在美国的公费、自费留学生、多达4万左右。

苏联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又是如何对付的呢?除了少量经过严格筛选和控制的文化交流(如书籍、影片、音乐)和体育交流以外,在苏联,基本上买不到西方的报纸杂志,对“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对苏广播,数十年来苏联一直施放强大的无线电干扰,使苏联居民无法收听。苏联没有私人和民间传媒机构,一切报纸、出版物、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掌握的,整天向老百姓宣传官方的政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苏联取得的各种成就,宣传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对西方的批评,从来没有中断过。

苏联政府对“不同政见者”的监视、流放,把他们关进劳改营、疯人院,甚至剥夺他们的国籍,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要把这些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代理人”与苏联普通老百姓相隔离,防止西方意识形态的“细菌”在苏联扩散。苏联政府还严格管理苏联公民的出国旅行,对宗教的控制也很严格。”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多年来,苏联社会基本上对美国和西方是处于一种关闭的、隔离的状态的。西方人把这称之为“铁幕”。苏联领导人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效地抵挡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了。

然而,在科技昌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关系是隔不断的。给苏联带来“资本主义细菌”的第一批人,是苏联特权阶层自己。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之一,是可以自由访问西方国家。他们从西方带来了时髦服装、高级香水、精致的家用电器、奢靡的生活方式。仅勃列日涅夫一人,就收藏了十几辆西方的高级轿车。大批的外国旅游者和外国专家,又使苏联人民得到了一个窥视西方生活水平的窗口。国内外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重了苏联人民对日用消费品供应不足的不满。由于苏联政府的政治高压政策,人民的不满没有正常的表达途径,于是就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漠然国家大事。

应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解体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波澜的动力源在苏联国内。如果苏联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不出现重大的失误,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会得逞的。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同样也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但是为什么至今不起作用?中国政府不但不阻止学生出国留学,反而创造学生公费、自费出国的条件,大批派遣留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现在仅在美国一国就有4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累计向美国派遣了13万多名留学人员,比苏联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多了几百倍!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学成归来,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很少有人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今天,西方的主要报刊在中国的大学、图书馆、科研单位都可以看到。中国还有一项独特的发明: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以及世界各国各种文字的报刊文章,翻译摘编成中文,刊登在一张专门报纸《参考消息》上,使不懂外文的广大群众,也能了解世界大事,发行量达数百万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多达约30万家,分布在全国各地。海外企业家已分布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踪迹。每年中国接待的海外游客加上港、澳、台回乡探亲的同胞,多达5000万人次以上。这么多的外部影响,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解体。原因就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深得人心。

苏联和中国的对比表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之一,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如果苏共的内政外交不出现一系列的致命错误,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不可能得逞的。尽管苏联当局“认真地”采取了许多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这些措施有些甚至做过了头),但仍没能阻止苏联的解体。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苏共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没有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致错误的东西越积越多。苏共的实践,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最终只能得到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下场。

(摘自《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沈骥如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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