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出版界和科普界因为一件人事调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从北京天文台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翻译家卞毓麟和刚刚自北大毕业的科学哲学博士潘涛，组建版权部，由卞毓麟任主任。今年年初，潘涛、卞毓麟策划的“哲人石丛书”之“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前四种走进了书市。其他各种和“哲人石丛书”的其他系列也在翻译、编辑、校对的流水线上向书市进发。从策划到出书只有半年，堪称中国图书出版的高速度。
与其他科学人文类丛书相比，“哲人石丛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新”和“快”。
现代科学的刷新速度与计算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大约不相上下，几年前开创的新领域，几年后就会陈旧。“哲人石丛书”的“当代科普名著系列”所收入的都是90年代的著作。《完美的对称——富勒烯的意外发现》，讲述的是1985年才正式发现的除了金刚石和石墨之外具有足球状分子结构的一种碳的同素异形体富勒烯的发现史，资料翔实，故事生动，对富勒烯的物理学、化学和宇宙学意义介绍得深入浅出，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从文学角度上说，这部书可与十年前风行的《混沌》相媲美。我相信会有许多学生受此书的感召投身到这个领域之中。本书完稿于1993年8月（1996年，该书所描写的主角克罗托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领域成就的评估之正确及其写作速度之快），在1994年出版时，又在其“跋”中将1994年5月以前的新资料补充进去。因而，此书中文版对于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这应该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富勒烯发展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富勒烯科普著作。《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是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1996年的新作，在本书中，他把在《从混沌到有序》等书中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自然规律本身就必然包含着概率和偶然的思想。《PCR传奇——一个生物技术的故事》和《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也是1996年出版的新书。《PCR传奇》所介绍的生物技术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虚实世界》中所提供的参考文献已经包含了互联网的网址。
科学与文学不同，百年前的优秀文学到了今天可能不减其魅力，百年前的科学在今天则是古董。不可否认牛顿的科学著作也可以不朽，但今天只有科学史意义，专业科学史家和科学家可能会从中吸取营养，对于普通读者，并没有多少价值。科学著作的现实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衰减，因而出版速度极为重要。
然而速度和质量之间有天然的矛盾。具体到科学人文类书籍的翻译出版，又有许多特殊的困难。可能更大的困难在于人才上的先天不足。合格的责任编辑和译者都很缺乏。我曾为一个出版社审读过一部天文科普译著，译者虽是外文专业的研究生，但对天文完全外行，相比之下，专业术语的翻译容易解决，而缺乏专业语感，则无法补救，许多直译出来的句子让人哭笑不得。显然，只懂外语不能胜任科学人文书籍的翻译。上海科教社邀请的译者大多是北京高校和研究所相关专业的博士，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显然，潜在译者的数量极少。同时，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科研任务，而科普译著又不算科研成果，不但不被单位所鼓励，还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担当。即使愿意，还有能力问题：中国文理分家的教育体制使得理工科人士大多缺少足够的人文素养和文字能力，尽管其英文或者专业英文优秀，中文却不足以胜任。在这种情况下，责编的首要工作不是看稿子，而是培养译者。要达到优质的翻译，其速度怕要与蜗牛相比。
不谈“信”，近年来出版的科学人文类书籍大多达不到“达”，极少能称得上“雅”。无论是湖南科技的“第一推动丛书”，上海科技的“科学大师佳作系列”，还是三联的“科学人文丛书”，都存在大量的翻译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语文问题。“哲人石丛书”从整体上说还是不错的，其《完美的对称》译文流畅，可谓之“达”，《PCR传奇》也可，但仍有两部问题不少。
比如，“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本书的雄心正是以一种广大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阐述这一综合”（《确定性的终结》，中文版序），虽然合乎语法，但是不像中文，“本书的雄心”，决非直接用中文写出的文字，只有在直译的译文中才能见到。我没有看到原文，但是根据我对全书的理解，大约能够猜出这段话的意思：“这本书所讨论的最新科学进展表明，现代科学又向中国哲学靠拢了。……但是西方科学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还是不错的，有历史功绩，不能轻易放弃。不过应该把自然法则刷新一次，让它加上解释自发性和创造性的链接。”
再如，“科学哲学中最受人尊崇的原理之一，是所谓的科学方法，通过科学方法，人们可以获得关于真实世界中各种现象的科学知识”（《虚实世界》序），这个句子有显然的语病。原理一定是一个命题，而“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是一个偏正词组。要“获得知识”，可以通过科学实践，通过科学研究，但就是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这种有语病的中文译者在中文写作时是写不出来的，却能通过翻译而得到通过。
这样的中文在这两部译著中不时出现，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对于这种现象，以往我认为译者固然有问题，也是责编无能，或者不够负责，糟蹋好书。然而这套丛书的责编潘涛先生本人也曾出版过几部科学人文类书籍的译著，以我之见，中文很好，不可谓之无能；又据说，潘涛在此书的编辑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熬夜看稿，很多稿子已经改了数遍，不可谓之不负责。我现在只好接受这样的现实。对于一个饥饿的人，只能要今天的鱼，不能等明天或者明年的熊掌。
中文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的问题，只要假以时日，反复琢磨，总可以得到流畅的中文。但问题在于没有多少时日可供假以。对于没有受过专门翻译训练的译者来说，要假以的时日更长。如果像傅雷翻译文学经典那样那样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翻译科学人文类著作，许多书恐怕还没有译完就已经失去出版价值。为提高速度，只好降格以求。毕竟，读者首先是要了解其科学，而非欣赏其文学。即使是不好的中文，仍可从中受益。以“信”为及格，先出了再说，对于有长久价值的著作，可修正再版。在中国的整个科学人文类翻译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无奈的出版策略，也需要出版社有足够的勇气。对于译者，尽管我提出过很多批评，还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如果不是他们肯花费专业时间从事这项不能给他们评职称带来好处，也不能挣多少钱的工作，我就无法看到这些著作的中文版。
当然，出版社并不能因为采取这种出版策略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读者也不应该接受了这种出版策略放松了对问题的批评——有许多书并无速度，仍然问题严重，更需要批评。同时，这种出版策略只能是权宜之计。总是要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高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需要出版社提高稿酬，培养一批译者。但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怕需要中国教育体制和科普工作大环境的改变——打破文理两分的局面，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文人才；加强科研单位的科普责任，鼓励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活动。使更多人愿意并且有能力投身到科普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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